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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他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改造成为抵抗外国侵略，富国强民的现代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在杨昌济那里，“力行”指的是改造和变革人类社会、治国济世的伟大实践，“学问”指的是政治才能、政治修养和品质，这样很好地把个人道德实践与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鼓励人们要积极投身于伟大社会变革中去。
杨昌济是把曾国藩当傲湘中理学传人的圣贤来看待的，受他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曾国藩的“义理学说”，他认为曾国藩治世做人循“理”，讲究一个“义”字，是实践道德的人中豪杰和楷模。他多次提到：“曾国藩以侍郎假归，在其湘乡故宅，不带仆人，一仍其前日寒素书生之旧。豪杰之风度。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曾涤生家书有日：‘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秦，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苦哉此心。令人肃然起敬。所望有志之士。贞介自持，不染污俗，以廉耻相尚，以清廉为高，造端甚微，收效必巨。”杨日记的其他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杨主要佩服的是曾国藩的道德学问和道德实践。据此他提出：“少年为学，但宜默识圣贤之遗训。而一一躬践之。于世俗之言行接于耳目者，则一裁以天理之节文，使是非可否，了然于心，以为思齐自省之助，而不必形之论说。动辙诋祺，以其近妄且招怨也。”闱他告诫人们要常学圣贤之道，常思己之过，使是非明了于心，纳于言，敏于行。二是曾国藩务实的“经世之说”。在杨昌济看来，曾国藩高深的道德学问是为实现他治国安邦、经世致用服务的，是知与行的统一者。他特别佩服的是曾国藩提倡经世治国的务实态度，“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清代盛行考据学，一些汉学家菲薄空疏的宋学，把人们考据的目光引向博稽古典文集，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实证”。曾国藩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矣。”杨昌济深表赞同，认为“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又岂得实证哉?”对曾国藩每日看营墙、亲自点兵查营、丈量战壕的务实作风更是称道不已。敬佩至极。
如果说王船山、曾国藩对杨昌济的影响是通过研读他们的著作、吸收他们思想内核的话。那么谭嗣同对杨昌济的影响则是直接的。1898年，戊戌变法进入高潮。杨昌济正就读于岳麓书院，参加了谭嗣同等人组织成立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该学会以讲学为主，每月讲演四次，杨昌济每次都参加，他深为主讲人才气横溢、论点新颖所折服。有时还就自己感兴趣而又弄不明白的问题向谭嗣同等人请教。在一次讲演会上，杨问谭嗣同：“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日生?”谭嗣同非常赞赏这一问题。说“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他回答这一问题时说：“总之以民以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杨昌济把“以民为主”作为记录这段话的“主旨”。在仔细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之后，他深受启发，“乃知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对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更为杨昌济所称道，“余研究学理十年有余，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开篇盲以太能显出宇宙之全体：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地球，自地球而太阳。自太阳而昴星，自昴星以及无限之世界，皆互相维系，终古如斯，无非以太之力。吾由此而知吾向所抱持之宇宙观念，不免太狭隘也。”他对谭嗣同的“心力说”和冲决“罗网”的精神非常敬佩。对于谭嗣同倡导成立的“延年会”积极支持。后来杨昌济把该会的“惜时”、讲卫生等主张进一步具体化。杨昌济在他的文章、讲课和日记当中，高度赞扬了谭嗣同的爱国热情和为国捐躯的壮烈举动，表达了衷心的崇敬之情。
从以上可以看出，杨昌济完全继承了以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湖湘伦理文化传统。并且充分地体现出了湘学的基本特征，这就是理学和实学相结合以及民族大义。亦即所谓的治学修身、内圣外王之道，他后来向学生讲授的也就是理学的立志、修身，同时倡导治国经世的实学，讲究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亦即立德、立功、立言、德业俱全的圣贤，他向学生推崇的也是这些人，这也构成了他哲学、伦理学的思想基础。是他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杨昌济德性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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