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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民的志士仁人。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德业俱全的圣贤，形成了自己的圣贤豪杰观。
1、“内圣”与“外王”相统一即德业俱全的圣贤观
毛泽东很好地发展了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圣贤观，杨昌济认为，“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之王也。”他主要强调的是内圣的作用与地位。毛泽东把“内圣”和“外王”统一起来，把学问和事功的结合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在他听杨的修身课笔记《讲堂录》中，有关于圣贤豪杰品格的体会：“王船山日：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也；豪杰，欺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者也，而非圣贤。”他认为圣贤与豪杰的区别在于，圣贤是立德与立功、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而豪杰只有外在的事功。圣贤必然包括豪杰的外在事功。而豪杰则缺乏圣贤的内在品德。青年毛泽东很佩服曾国藩，认为他德业俱全，功德圆满，是一代圣贤，“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以青年毛泽东在评析近代历史人物时。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2、内圣之本在于“穷本究源”
毛泽东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圣贤、豪杰、愚人三等，“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肓’。”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大本”，就是寻求一种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哲学思想。他继承了老师杨昌济“思想者，事实之母”；“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的思想，在寻求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方法时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独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大本大源”的问题。即改造旧哲学，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其他的都是枝节问题。他还分析了当时中国贫弱的原因。“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进一步强调了哲学新知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指导作用：“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因此，毛泽东当时立下了这样远大的志愿，今后“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他还以独立思考的精神。主张对西方和中国的思想要批判地吸收。同时进行改造。正是基于这种探讨“大本大源”的哲学思维，他站在拯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在五四运动运动以后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为以后革命的指导思想。
3、外王之道在于“躬行”
毛泽东等人继承了从王船山、曾国藩到杨昌济的“实学观”，认为人不仅要树立远大的理想。而且还要付诸行动。杨昌济在他的修身课上提出了多道“知行合一”观的测试题目，例如“试言读书与力行的关系”。“试言行为习惯品性之关系”、“试言孔子之勤”、“试举爱人之实事”，这说明他对学生强调“力行”最为用力。毛泽东在他记录杨的伦理学课程的笔记《讲堂录》中，也记下了许多关于“力行”的条目。“与弼皖人，安贫重实行，簸谷其一端也。”(与弼实为江西人，此有误)“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青年毛泽东特别敬佩曾国藩务实的作风，他在《讲堂录》中，详细记录了曾在日记中所说的一句话，“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不高之理。”在“力行”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积极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洪流中去。1915年初发动和领导了驱逐反动校长张千的活动。1918年4月，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建“新民学会”，学会的最初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为学会制定的会风是“动而不浮”，“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体现了湖湘人士务实的作风。作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送走了几批赴法勤工助学的会友，唯独他自己没有出行，在这个问题上，青年毛泽东再一次显示了他特力独行、踏踏实实的实干致用的作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重行”。致力于学问的实用，重视对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1917年暑假，青年毛泽东邀请同学萧子升结伴“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行程九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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