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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音乐“和谐”观的内涵及其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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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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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弦等发出的声音、鸟类啼鸣发出的声音、溪流、大气等自然界各种声音的启发，发明了音乐这种人类早期的文化样式。《吕氏春秋》对很多古老音乐的起源和形成有较多论述。诸如伶伦为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等。[4]其实，《吕氏春秋》是从物质的发声学角度分析音乐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先王定乐依据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特色，也基本符合音乐生成的历史事实。伶伦作为律、飞龙、质等作乐的实例则生动展示了我国早期音乐形成过程中对太一自然之声的认识和模仿的情景。尽管有关古代早期音乐的形成，尤其是乐律的形成有几种不同说法，但是，他们都是从认识和模仿自然之音而来，这是符合音乐发展历史的。可见，对和谐的自然之音的认识和模仿是古代早期音乐产生的第一步。
在此欲强调的是，和谐的自然之音是和谐的自然界各种因素和谐相处的表像，或者说，在和谐的声音背后反映的是大自然各种事物的和谐相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中，才有了古代音乐“和谐”观念中的自然界要素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内涵。
音乐的产生动机及其社会功用何在？这是音乐在早期社会风行的社会文化基础，也是“和谐”观念内涵演进的关键因素。关于早期乐舞的产生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摹仿说、游戏说、巫术说、情感表现说、性爱说、劳动说等六种。其实，艺术起源于劳动与起源于巫术、祭祀等仪式的说法并不矛盾。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是生产生活实践，由此衍生的各种仪式活动则是精神活动的主要形式，原始艺术是伴随着各种仪式活动而产生的，本身就是仪式活动的一部分。最典型的实例要数《吕氏春秋·古乐篇》对葛天氏之乐的记载。这其实是记载了一次极具巫术色彩的祭祀活动，通过乐舞的仪式来表达对先民和神物的崇敬，再现先民的劳动生活以及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求。这项祭祀仪式的程式要求中有八项内容，所以乐舞也歌八阕。在这个过程中，仪式提供了人类生产实践向艺术转化的中介。上引《尚书·舜典》的记载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舜帝命夔典乐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和谐音乐的表演达到“神人以和”。从《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载，从颛顼到商汤等上古时期制作乐舞的情形可以看到乐舞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祭神的：颛顼令飞龙效八风之音所作《承云》之乐“以祭上帝”；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以康帝德”；尧命质所为《大章》乐“以祭上帝”；舜修《九招》以明帝德；禹作《九成》以昭其功；汤作《大濩》以见其善，等等。[5]
二、从音“和”到政“和”：西周礼乐文化观念的渗透
在原始的习俗与祭祀活动中乐与礼配合使用是“自为”的行为，殷人强化了“神人以和”的功利性。到西周，成王“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6]这种“礼乐”制度人为地将礼乐结合，相须为用，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使作为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从外部给人提供一种强制的社会规范，而乐则从内部为人塑造一种自律的文化规范，从而达到“整民”作用。后来，《礼记·乐记》对周代礼乐一体的精义的论述可谓经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计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便是周代制礼作乐的用意所在。
在西周制礼作乐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他们对“和”的内涵赋予了新的意义，其中史伯、晏子、单穆公和伶州鸠的论述最为典型。
史伯以自然界生物生息繁殖、世界阴阳五行配合、五味调和、六律协和规律以及先王为政实例等来说明“和”“同”之别，希望周幽王能认识到“和生物”而“同不继”的道理。[7]此时的“和”已经不仅仅是音和了，其意义远远扩大了：既有声音之和，也有阴阳之和、自然万物之和、君臣上下之和。 周景王二十三年，景王想铸无射大钟，征求群臣意见，其卿士单穆公从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的先王制度和以言德民的为政之道方面进行劝阻。单穆公的逻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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