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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人性论思想的三个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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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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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习性，所谓“先天之性天成之，后天之性习成之。”这两性其实就是一性，只因天成、习成言之而已：先天之性为性之生，后天之性为性之成。也就是说，先天与后天并不是彼此孤立、两不相干的，二者统一于习中，通过习而得以贯通。
一方面，先天之性是后天之性的基础。人性是“声色臭味之欲”与“仁义礼智之理”的统一体，它并非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从生理机制上讲，在自然界中人为万物之灵，人的耳目口鼻心等感官及其潜在的发展机能是人所独有的“自然之质”。这是大自然赋予人最宝贵的财富。尤其是人具有语言、劳动、思维器官，与动物有根本不同，这为人在后天中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理物质基础保证，为人后天的学习、受教育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人天生地禀有仁义礼智道德观念，也为人的后天经验活动提供了可能：“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
另一方面，后天之性是先天之性的展开和发展。先天的善性只是一种潜能，若不通过后天之习的培养、扩充，不充实发展为现实的性，那么它终归只是固态静止的善。从先天之性的意义上讲，仁义礼智为“生之理”、为性，那只意味着人在初生之际获得把握和实现仁义礼智之理的先天禀赋，利用这一禀赋的经验活动(如“思”)则将其展开为现实的人性，便是后天之性：“仁义自是性，天事也；思则是心官，人事也。天与人以仁义之性只在心里面。唯其有仁义之心，是以心有其思之能。不然，则但解知觉运动而已，此仁义为本而生乎思也。’”船山常把习说成人道。从人道积极有为的观点论证习的重要，认为只有习才能成就各个现实具体的人性。他用“一本万殊”来阐释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一本”指天之命人，人人相近的抽象的性，由于每个人的质不可能完全一样，只能是“性相近”；“万殊”指由于后天之习的作用而形成人人不同的分殊之性，这便是“习相远也”。他特别重视分殊之性，即后天之性，这是他人性论的重点。
按照这种观点，也可说是“性者天道，习者人道。”这里的“性”即先天之性，而“习”则既是经验活动之习也是作为其结果的习性。因此，习是人利用先天禀赋创造现实人性的活动过程。性与习在后天生活中相互作用，“天人相为有功”。而形成后天之性。这就把人性视为“性”与“习”相结合的建构过程。把人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统一起来。
其次，由于所习不同导致后天之性也表现出极大差别。习于善则成善性，习于恶则成恶性，是日以成性之善还是日以成性之恶，关键取决于后天所习。也就是说：“性无定质，而足以任人之运用。以之为善可也，无不足也：以之为不善亦可也，无必善也。是故随习相而远。”船山着重阐述了恶性的习得方式及其后果，从侧面警醒人们应“择善必精，执中必固”，习以为善性。在他看来。恶性的获得有两种方式：第一，恶是人习染于不良的习气、习俗等生活环境形成的。恶性并非是宋明儒者所说先天气禀的，而是人受不良社会生活环境的毒染，改变了人的耳目心思的功能，人浸润其中而不自觉，日复一日便侵蚀了人的本性，沉沦为恶性，这就是“习尚渐渍，而为之移”的消极作用的结果。第二，恶是人在不当的时间、地点对环境的取用，“取物而受其蔽”的结果。王船山说：“夫物亦何不善之有哉?取物而后受其蔽。此程子所以归咎于气禀也，……然而不善之所从来，必有所自起，则在气禀与物相授受之交也。气禀能往，往非不善也，物能来，来非不善也。而一来一往之间，有其地焉，有其时焉。化之相与往来者，不能恒当其时于与地，于是而有不当之物。物不当，而往来者发不及收，则不善生矣。”也就是说恶性的形成在于主体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对“物”的取用：“后天之动，有得位，有不得位，亦化之无心而莫齐也。得位，则物不害习而习不害性。不得位，则物以移习于恶而习以成性于不善矣。”同时人“苟其缘物而不缘性动，则亦成其不善也”。也就是说，人的行为若是出于欲而非出于理，从而“取之驳，用之杂而恶”，那么习移其气而至于恶。恶性是不良习气、习惯在人身上积淀、内化的结果，一经形成便很难改变。“人不幸而失教，陷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溃于爪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王船山极为痛恨不良之习对人善木性的浸染、破坏作用，正是从这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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