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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方法新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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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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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岗遗址。王城岗有东西排列的两座城，其西城被来自西北部王尖岭下来的山洪冲毁，城内冲沟及城墙基槽被洪水冲毁的痕迹十分明显，而东城则是被五渡河河水暴涨冲毁的［16］。
同样，地处河南省北部、太行山南麓的辉县孟庄龙山城址，也是在龙山文化末期至二里头时期之前遭到明显的被毁的迹象。在龙山文化中晚期阶段龙山城内的低凹地开始出现比较厚的淤积层，城墙的坍塌与兴建与造成这些淤泥层的洪水有关。（1）孟庄龙山城址的城垣东西北三面都经过重新发掘，估计当时的城墙高度当在4米左右，但该墙在二里头时期东墙内侧保存的高度仅为1米左右，在西墙内侧仅有0.5米高，因为在这两墙内侧都发现有二里头夯土修补的痕迹，同时北墙外侧也有修补的夯土，这是二里头文化筑城之前受洪水或大量雨水冲刷的结果。（2）孟庄城垣内侧有宽6－8米的壕沟，深达3米左右。东、北、西三面墙发掘10余个探方、探沟的资料表明，内侧壕沟中淤积厚1.5米含有龙山文化各时期陶片的淤土。此外，南、北面护城河的发掘表明，护城河与之同样的淤土有2－3米。这些淤土应是持续一定时间的雨水造成的。（3）孟庄龙山城被毁于洪水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当时西墙的中段，该墙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已经探出部分有15米宽，从已经发掘的Τ128看，原有的龙山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走，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1.5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各时期的陶片。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这说明该缺口是在二里头时期之前形成的。而且孟庄遗址的低洼处都是洪水淤积层，城垣坍塌，西墙中北部被洪水冲开一个15米以上的大缺口［17］。
处于黄河上游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在距今4 000年前后的齐家文化时期这里发生的重大灾变现场，经地学考察，在地层堆积中发现了黄河大洪水的遗迹和沉淀物，且遗址内还找到多次地震遗迹。地层关系表明遗址内先遭地震，后有洪水，洪水形成的地层叠压在地震遗迹和地震塌毁的黄土堆积物之上［18］。这为尧舜时大洪水的猛烈性、突然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考古学上的证据。其范围是相当广泛，不仅发生于黄河下游，连上游的青海地区也遭受其害。
良渚文化晚期的居民曾因遭到毁灭性水灾而迁徙中原，这时环太湖地区大片沼泽化，许多良渚文化的先民聚落被洪水淹没了。有些学者通过调查和整理的资料，表明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的良渚文化层和马桥文化层之间有一层0.3米厚的淤泥或泥炭，吴江梅埝、团结村、胜墩、无锡许巷、昆山龙滩湖、正仪车站北、青浦果园村等许多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上都直接叠压着淤泥层或泥炭层，其厚度一般为几十厘米，最厚的可达1米以上。在芙蓉湖、氵鬲湖、昆成湖、阳澄湖、巴城湖、九里湖、淀山湖、澄湖、太史淀、陈墓荡等湖的湖底都出土过良渚文化的遗物，甚至从洞庭西山到石湖湖底都分布着良渚文化遗址［19］。可见良渚文化地区出现文化断层的根本原因是遭到长期的水淹。
特别是近来发掘的江海遗址中在良渚文化层面上大多有2—3层沉积状的淤土。出现这种淤土的地层，经测量同一土色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尤其是许多探坑中都有灰黄色土层，其厚度保持在十分一致的10—15厘米。而无淤土的探坑中，是因良渚文化层以上的堆积均是马桥文化或马桥文化之后的堆积，显然是后来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局部地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并直达良渚文化层中。在江海遗址T25（Ⅱ）东部南侧有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则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而北侧则仍然完整地保留着三层淤土［20］。这些现象说明了良渚文化遭受到了史前大洪水毁灭性的破坏。正如俞伟超先生所分析的：“4000多年以前我国曾经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应该是历史事实。当洪水泛滥时，大河、大江流域所遭灾难，必以下游为重。可以估计到，在那个时期，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当是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是逃奔外地，原有的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摧毁，而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主了。”［21］
从上面所列举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在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 0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确有一个气候异常的大洪水时期。这也与今天气象学研究成果一致，距今5 000－4 000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时期正是降雨量最多的时期［22］。这场大洪水的涉及面相当广泛，和古文献所说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及其禹治理洪水所涉及的区域几乎差不多。可见过去徐旭生先生所说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在兖州，次要的在豫州、徐州的说法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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