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民营新式出版是在社会外力及技术、经济力量的促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晚于教会出版40年，晚于洋务出版10多年。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石印书局、点石斋书局拉开了民营出版序幕，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开启了民营出版之江河。民营出版以出版变法维新的报刊、书籍，出版翻译著作、教科书以及小说为其主要内容，以获得丰厚利润为最终根本。民营出版的迅速崛起，使之成为清末三足鼎立之出版主体之一；这是社会转型在出版业中的反映，是出版业自然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文化的感应物，是近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清末民营出版；新式出版；教会出版；洋务出版
　
　　出版作为古已有之的行业，它在近代时期的转型，与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步，是社会文化转型大过程中的小过程，并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形塑出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文化功能。近代出版新质，通常称之为“新式出版”。新式出版有几种不同形态，民营出版业稍晚于教会出版、洋务出版，自有其原因。
　　
　　一、民营出版在“新式出版”初期的滞后
　　
　　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传统出版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发轫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出于自强目的，被迫开展洋务运动，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国人办的新式出版机构，因之而起。而民营新式出版则迟至19世纪70年代，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比教会出版至少要晚40年，比洋务出版要晚10多年。民办商业出版机构，作为古已有之的出版主体类型，在新的出版生产形态面前，如此长时间的缺席不与，值得后人探究。而民营出版的民营性和商业性特征，是我们应着力考察的关节点。
　　首先，从社会大背景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彻底粉碎了国人“天朝大国”的美梦，也有极少数先觉分子在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前，惊而醒之，开始“睁眼看世界”，但大多数人，仍然昏睡如故，继续摇头晃脑地诵读经书。国民对西学及其主要载体形式新出版物的接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大家都不看好并极力排斥的东西，是难以卖出去的。洋务人士办新出版，并非因为此举可以赢利，而是出于洋务运动本身的需要，甚至从很大程度上说，带有公益性质。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要求民营出版企业来承担，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至少，在近代初期是如此。
　　其次，从同业竞争的情况来看，传教士携带新技术东渐而来，虽然也算新来的出版同行，但教会出版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服务对象，都无意于挤压传统出版物市场，因而并不构成对既有坊刻的威胁。只有当1880年代外商办的石印书局大规模翻印传统图书，价格又大为便宜时，传统出版的命运才岌岌可危。民营出版的新技术改造，实从此时才开始真正起步。
　　第三，从印刷的装备情况来看，新出版技术所依赖的印刷器械物资等，全赖进口，在洋务运动尚未开展、近代工业化尚未起步的情况下，这些新设备并不易得到，民营出版印刷技术的改造，一时并不具备。
　　第四，从技改前期投入来看，新印刷设备并不价廉，向来本小家薄的传统坊刻主，即便有心尝新，恐怕也力所不逮。1880年代以后投资石印出版的，如同文书局的徐润兄弟，蜚英馆的李盛铎等人，都是家资殷实的商人或官吏，作为传统坊刻老字号的苏州扫叶山房，资本相对雄厚，所以才有了到上海设分号、利用石印技术出版图书的可能。
　　第五，从出版成本来看，由于初期图书普遍印数较小，兼之铅活字铸造技术和再版技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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