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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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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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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翻译出版是传教士们最早涉及的领域，一直是新式出版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出版门类。到清末最后10年，翻译出版物数量更是成倍增长。有人作过统计，从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梁启超曾对当时翻译作品的盛行状况，有这样生动的描述：“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 在教科书出版方面，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末，就有南洋公学、无锡三等学堂等编印了一些内容较新的教科书，都曾有不俗的销路，但由于事属草创，又未配套，尚未臻于完善。庚子以后，清廷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及时抓住机遇，在吸收了日本教科书的编辑经验，并结合本国特点的基础上，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如文明书局1902年开始出版的成套蒙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陆续出齐的囊括小学各科的成套《最新教科书》，都因销路十分广泛，而使这两家书局雄起于出版界，商务印书馆更由此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丰厚利润的吸引，催生了1906年张骞领衔招股的中国集成公司，出版课本品种仅次于商务印书馆。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计102种，其中民营出版企业出版的教科书就有85种，占教科书总数的80％以上。根据当时学部的统计，1907年各省有学堂37 888所，学生1 026 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到47 895所，学生数达1 300 739人。1909年学生数达到31 626 720人。应该说，因教育发展而带来的巨大教科书出版市场，为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小说出版原本就是明清时期主要坊刻图书品种之一，但真正揭开中国小说出版史新篇章的，则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这一主张因与时代主题契合，而很快一呼百应。小说的地位从文学小道的边缘向“文学之最上乘”中心移动，其表征则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时人称之为：“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颉颃；然就中国论，果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根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一书的统计，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就有1 145种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前此250余年出版的小说总数。而据陈大康的统计，在1840－1911年的72年间，共出通俗小说1 653种，文言小说99种，翻译小说1 003种，共计2 755种，其中1903－1911年9年中就占到2 377种。清末新政时期，以小说社命名的书_局至少在32家以上，同样以小说命名的刊物也至少在20种以。正如清末教科书出版的气象一新，是以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为前提一样，小说出版的风起云涌，则是以城市市民群体的快速增长为基础。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的相继开放，和近代工业化的逐步展开，带来了都市化进程的加剧和市民阶层的增多，而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市场的小说出版，也随之繁荣，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阅读口味的变迁，逐渐远离了它的政治意味，越来越向通俗化方向发展。
以上这些无形中为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的接受与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途径，由此展现出来的新书刊出版市场，是民营出版业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商业前提。当然，清末民营出版业崛起的时代因素中，出版市场的扩容，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他如著、译队伍的壮大，版权制度的建立，经营管理的创新，出版观念的转变，政府政策的导向，交通条件的改善等，都是出版近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合力因子。本文不能展开一一论述。
三、民营新式出版业崛起的意义
对于清末究竟曾出现了多少家民营出版机构，我们如今已不能确切知道了。我们只能从时人和后人作的一些局部统计中，大致了解其概况。1987年第4期《出版史料》上刊登了一则书业公会档案，该档案乃当时上海书业公所总董席裕福的禀稿附件，附件详细罗列了辛亥(1911)五月以前上海出版业的名单。据笔者统计，共计116家。熊月之在其著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对1896－1911年间曾经翻译过日文的出版机构列了详表，具体统计的出版者数量达95家。陈大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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