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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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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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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癸丑年同人修禊赋诗，鄙出五古一章，樊山五体投地，谓此真晋、宋诗，湘绮毕生何曾梦见。虽谬赞，却惬鄙怀。其实止用《皇疏》“川上”章义，引而申之。湘绮虽语妙天下，湘中选体，镂金错采，玄理固无人能会得些子也。
所云“修禊赋诗”，据钱仲联先生的意见，是指《三日再赋五言分韵得天字》；所谓“《皇疏》‘川上’章义”，乃指《论语》川上章皇侃义疏。疏云：“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乎；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用“川上章”义，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岁月忽逝，而立德立功之机会，俯仰间即失，感叹时节之易变快变(时为1913年，“向我非今我”隐含诗人于辛亥鼎革后的感慨)；二是今我不同于旧我，后感有异于前人。所谓“向我非今我”，即顺此大化之流，享受太虚之空灵清净，忘怀世事，乐此因缘而已。此二义隐隐相发，即玄理回应纯情，得理事相融之妙。也即所谓“引而申之”。且诗句中多化用王羲之、孙绰兰亭诗、序成语，既契合修禊赋诗，又饱含玄理。故樊增祥推重为“真晋、宋诗，湘绮毕生何曾梦见”。王闿运所重为缘情绮靡、镂金错采之诗，更多地指向六朝诗的外在形式，于其间涵蕴的浓厚理趣较少关怀，至为樊、沈二人所讥，理固亦然。
王闿运诗学以复古为尚，对明七子并不轻诋。在《陈怀庭诗集序》中讨论湘乡文学的发展时，推举自身和邓绎、邓辅纶的复古，能“竟七子之业”，以为可以扭转世人对复古的讥诃。《湘 绮楼说诗》卷二云：“邓辛眉，弥之仲弟也。聪悟尤过其兄，下笔千言，清谈娓娓。自明后论诗率戒模仿，辛眉独谓七子格调雅正，由急于得名，未极思耳。自学唐而进之至于魏晋，风骨既树，文彩弥彰，及后大成，遂令当世不敢以拟古为病。”邓辛眉即邓绎，邓辅纶弟。王闿运借他的话头说七子“格调雅正”，所以备受讥诃者，乃在于“急于得名，未极思”，未竟其业也。邓绎则由学唐而上溯至魏晋，自树风骨，文采彬彬，这样的拟古才是正宗，才能够“竟七子之业”。王闿运欲为己之拟六朝诗张本，故极力为七子复古正名，乃至取径也与七子为近。章太炎曾指出：“湘绮虽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径实与七子相同，其所为诗，宛然七子作也。”所言极是。沈曾植对七子拟古并未全盘否定，这与王闿运是相同的。陈衍《沈乙庵诗叙》谓曾植“夙喜张文昌、玉溪生、《山谷内外集》，而不轻诋七子”，《海藏楼诗序》则谓“沈子子培稍护青邱、七子”。沈曾植自己也说：“李、何不用唐以后书，何尝非一法门。”但在如何“斍七子之业”上，就显示出与王闿运的差别。“无唐以前智理名句运用之，打发不开，真与俗不融，理与事相隔，遂被人呼为伪体。其实非伪，只是呆六朝，非活六朝耳。凡诸学古不成者，诸病皆可以呆字统之。在今日学人当寻杜、韩树骨之本，当尽心于康乐、光禄二家。”同样是由唐上溯至魏晋，王强调的是风骨和文采，沈则重“智理名句”，以之融会“真与俗”，打通“理与事”，这样才能成为“活六朝”。而取法谢灵运与颜延之，自然和“三关说”推重元嘉是一脉相承的。曾植之“呆六朝”则既指向七子，更主要是针对闿运之模拟汉魏六朝诗。再联系前文来看，沈曾植对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的批评确实是不留情面的。
其实沈曾植和王闿运之交谊并非泛泛，随意翻检《湘绮楼日记》和《海日楼诗集》即可知。如光绪癸卯(1903)十一月，王至南昌，沈与之流连诗酒；甲辰(1904)，王复至南昌，主讲豫章书院，又多次晤面。民国壬子(1912)十二月十七日王至沪，十八日即与沈曾植和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曾广钧等同集。曾植作《喜湘绮至沪》四首，推举其《湘军志》为“太史书”，又目其为“文章伯”。十九日，集娱园(即愚园)。二十二日集瞿鸿楗寓斋，曾植又赋诗，云：“湘绮先生列仙儒”(《娱园之集，止庵相国、樊山方伯皆赋长歌，湘绮赋古体五言，易、曾诸君各有佳什……》)。后数日内二人又互访。癸丑(1913)正月初五，集樊园，各赋诗。初七日，共往樊园探梅。十七日与樊增祥贻闿运二百元，十八日又造访闿运。正月二十日闿运将离沪返湘，沈病阻未送行，赋诗四章，一则云“儒林仰大师”，一则云“一老天留在，三纲世要扶”(《闻湘绮有行期，病阻未出，作诗询之》)。从他们往来的频繁和沈曾植赋诗的推重，可知二人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社交场合上的应酬，当然，也不排除王闿运有重名，且人民国后二人同为遗老的因素。但关系归关系，沈曾植确实对其诗歌并不看重。上引赋诗推举之语，不是重其文章，便是重其儒学。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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