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和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经验而得之也。”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立宪必须以民权为基础，而立宪本身又可以保障民权。因此梁启超极力主张在中国兴民权开民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
其次，梁启超强调宪法的至上性。梁启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无宪法不足以为国。”梁启超据此把“世界之政”分为两种，“一曰宪政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 ，并把有无宪法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国体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国体的根本区别。梁启超还指出宪法之所以具有至上性还在于宪法是一国产生其他法律的依据，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为社会上所有个人、团体的最高行为准则。
梁启超还对宪法的稳定性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宪法的稳定性，主要指宪法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他指出:“宪法与寻常法律异，宜有永久之性质，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 梁启超还深刻揭示，若宪法没有稳定性，必然造成恶果。他针对袁世凯上台执政一直到曹馄贿选，期间体制多变，宪法频繁更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仿徨迷惑，莫知是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立宪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指出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法律体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宪法看作是“国家根本法”，是其它法律得以产生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认为,“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为第一要义” ，认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
2.设国会以确立“法治国家”之基础
梁启超认为国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他认为国会是人民行使立法权的重要机构,也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的重要权力机关。在专制时代,法自君出,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一人,“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这种“自顾其利益”的法律,“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 。而现代要使多数之国民能得到幸福,只能“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尽快设立国会,以立法权还之于民。这样,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国会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可以从法律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界定。在法律的视角下，“国会者，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这表明，国会是作为国家的立法和监督机构而存在的，只有法律上享有对行政机关进行权力限制的机构才可以称之为国会；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国会者，代表全国人民之势力者也” ，国会是反映全体国民意愿的民意机构。
其次，梁启超还详尽地论述了国会的组织机构。梁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设立议会，应仿效英国，实行两院制，并将上院称为左院，下院称为右院。梁启超十分明确的指出中国未来的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贵族，而应包含更多的成分。而右院则“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
3.关于选举制度
梁启超把各国的选举制度划分为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并认为两者的分界就在于财产。那么在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呢?梁启超坚决反对限制选举制，尤其是反对财产限制。因为“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能常相一致”，所以“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他还深刻地论述了用财产限制选举权的危害，认为最终“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 接着，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详尽论述了选举的方法，如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手续等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见解。对于两种选举方法的优劣，梁启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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