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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一方面，梁认为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而且选举人直接面对选举，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间接选举为“组织最良之国会”的必备条件。因为“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又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故“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
4.关于政党政治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对于政党的作用，梁启超主要认为可以“增进国民程度的作用。”他主张在立宪政体下，应该组建堂堂正正的政党，有了这个政党，就可以通过垄断议员多数，组成独揽大权的政党内阁，从而取代封建地主的官僚统治。
5.关于三权分立
梁启超完全接受了西方洛克、孟德斯鸿主张的三权分立制度。认为三种权力如果掌握在同一个机关或个人手中，则公民的自由就会遭到毁灭，就会使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三权分立就是要通过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机关变为专制工具保障人民权益的目的。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而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一步阐述了要在中国实行的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而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认为“体”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这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然而，梁启超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这样最终将三权又归于君主，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6.行司法独立以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关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外历史实际,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以防止高度集权的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和王权腐败,与政治体制上的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权力支配和左右甚至垄断司法权力的制度是分不开的。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律就只能处于极不健全和极不发达的状况。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凛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 因此,他说:“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也是中国建成法治国家的前提。
二、梁启超在宪政运动中
（一）梁启超通过言论和著述进行立宪启蒙,为立宪造舆论
鉴于宪法在宪政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专门研究了各国的宪法,阐述了中国宪法的精神原则及相关问题,系统地论述宪法问题的就有《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等等。梁启超提出“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有没有一部好的宪法是区分立宪与专制、文明与落后的标志。实行宪政,首先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信守之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 ；其次必须由专门机关来立法,他认为应该由议院制定宪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擅自修改宪法;同时他还提出,在中国制定宪法,必须根据“三大精神”,即:“国权与民权的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的调和” ；并且他还就各国宪法订立、颁行、修改的程序、方法等一一作了比较和介绍,为中国制定完善的宪法、并为宪法的实施提供了理论环境和舆论支持。不仅如此,民国成立后,他又亲自起草了“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1章95条,对国体、政体、总统、国会、法律、司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综合反映了进步党和梁启超本人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观点和主张。
另外，他首次在中国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认为中国实行宪政,必须参照日本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做准备。1901年他即以日本为参照系,设计了中国从预备立宪到实行完全宪政的次第程序:“第一,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第二,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第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官中,草定宪法;第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第五,草稿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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