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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带来混乱，而无助于问题之讨论。因此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对Tycho体系进行考察：
甲、“先进”与否因时间而异
Copernicus之《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发表于1543年，今天我们从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它，谓之先进，固无问题，但16、17世纪的欧洲学术界，对它是否也作如是观？而且，当时学者之怀疑Copernicus日心说，并不是没有科学上的理由。
日心地动之说，早在古希腊时代Aristarchus即已提出，但始终存在着两条重大反对理由——Copernicus本人也未能驳倒这两条反对理由。第一条，是观测不到恒星的周年视差（地球如确实在绕日公转，则从其椭圆轨道之此端运行至彼端，在此两端观测远处恒星，方位应有所改变），这就无法证实地球是在绕日公转。Copernicus在《天体运行论》中只能强调恒星非常遥远，因而周年视差非常微小，无法观测到［５］这确实是事实。但要驳倒这条反对理由，只有将恒星周年视差观测出来，而这要到19世纪才由F.W.Bessel办到——1838年他公布了对恒星天鹅座61观测到的周年视差。［６］第二条理由被用来反对地球自转，认为如果地球自转，则垂直上抛物体的落地点应该偏西，而事实上并不如此。这也要等到17世纪伽利略阐明运动相对性原理以及有了速度的矢量合成之后才被驳倒。因此在耶稣会士修撰《崇祯历书》时（1629～1634），Copernicus学说并未在理论上获得胜利。当时欧洲天文学界的大部分人士对这一学说持怀疑态度，正在情理之中。
作为和本文论题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我们应该对当时的欧洲天文学界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多年来一些非学术的宣传品给公众造成了这样的错觉：似乎当时除了Copernicus、Galileo、Kepler等几人之外，欧洲就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天文学家了。又因为罗马教廷烧死了Bruno（其实主要不是因为他宣传日心说）、审判了Galileo，就将当时的情形简单化地描述成“神学迫害科学”、“宗教与科学斗争”，并进而将当时的许多学术之争都附会到这种“斗争”模式中去。［７］
而实际上，当时欧洲还有许多天文学家，其中名声大、地位高者大有其人，正是这些天文学家、天文学教授组成了当时的欧洲天文学界。其中有不少是教会人士（Copernicus本人也是神职人员），参与在华修历的耶稣会士如汤若望、邓玉函（Joannes Terrenz）等人皆是此界中人——邓玉函且与Galileo、Kepler皆有很好的私交。Galileo、Kepler等人率先接受日心说，固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足证其伟大，但这并不能成为当时怀疑日心说的人士“反动”、“腐朽”的证据。
Tycho就是日心说的怀疑者之一。他提出自己的宇宙新体系（De Mundi，1588），试图折衷日心与地心两家。尽管Galileo、Kepler不赞成其说，但在当时和此后一段时间里Tycho体系还是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天文学家的支持。比如N.Reymers的著作（Ursi Dithmarsi Fundamentum astronomicum，1588），其中的宇宙体系几乎和Tycho的一样，Tycho还为此与他产生了发明权之争。又如丹麦宫廷的“首席数学教授”、哥本哈根大学教授K.S.Longomontanus的著作《丹麦天文学》（Astronomia Danica，1622）也是采用Tycho体系的。直到J.B.Riccioli雄心勃勃的巨著《新至大论》（New Almagest，1651），仍主张Tycho学术优于Copernicus学说。该书封面画因生动反映了作者这一观点而流传甚广：司天女神正手执天秤衡量Tycho与Copernicus体系——天秤的倾斜表明Tycho体系更重，而Ptolemy体系则已被委弃于女神脚下。
乙、“先进”与否因判据而异
当时许多欧洲天文学家认为Tycho体系足以与Copernicus体系并驾齐驱甚至更为优越，除了上述两条关于日心说的反对理由之外，是有他们的判断依据的。他们当时的判断依据是否和我们今日所用的相同，这一点对于本文的论题至关重要——先前许多讨论都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而陷于混乱。
我们今日认为Copernicus体系“先进”，主要是用“接近宇宙真实情况”这一判据。但是这一判据只有我们今日才能用，因为现在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已经大大超越了前人，我们将今日所知之太阳系情况定义为真实，回头看前人足迹，谁较接近，则谓之先进。而当时人们对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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