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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布他的新发现不过二十余年,这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快的交流速度了。 其实,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介绍当时欧洲新的科学成果,本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试图用这些科学成果了打动中国学者,获得中国学者的尊重,从而打开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道路。靠陈货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当时中国传统天文学毕竟仍有相当的水平。
但是,在评价耶稣会士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功过时,最重要的一点通常都被忽略了。而忽略了这一点,要想得到正确公允的评价是不可能的。 前面已经指出,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古希腊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以西方天文学方法为基础的《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是中国天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走上世界天文学共同轨道的转折点。而这部"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耶稣会士在清朝钦天监二百年的工作,无疑为这一演变作出了贡献──这一演变如今早已经完成。 明乎此,就不难看清,要正确评价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功过,不能一味纠缠于中国学者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却不对天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考察和理解。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况且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一体系远非宇宙的真实情况,只是人类探索宇宙的漫长阶梯中的一级而已),而在于认识到,耶稣会士将西方天文学的基本方法和精神介绍给了中国学者,而且这种方法和精神与现代天文学是共同的。无论是用Tycho体系还是用Copernicus体系──哪怕就是用Ptolemy的地心体系,甚至利玛窦《乾坤体义》中的水晶球体系,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故本文的结论是: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在客观上完全是有功无过。他们的功绩在于,使中国在17世纪初即得以了解最终成长为现代天文学的西方天文学,并促进了中国传统天学向现代天文学的演变,开始使中国走入世界天文学的共同轨道。
[1] 关于此一结论之详细论证,请参阅以下两书:1、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又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以及2、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例如林健:西方近代科学传来后的一场斗争,《历史研究》1980-2。 [3] 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言,中华书局,1983,20页。 [4] 何兆武:略论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哲学研究》1983-7。 [5] Copernicus, Commentariolus, see E. Rosen, 3 Copernican Treatises, Dover, 1959. [6] J. Bradlay发现了恒星的周年光行差,作为地球绕日公转的证据,和恒星周年视差同样有力,但那也是1728年之事了。 [7] 这种模式先前曾在苏联的一些读物中流行,后来在五十年代被中国的普及读物广泛采用,而一个人少年时代所接受的观念,往往会根深蒂固地留在头脑中,结果许多当代作者就依旧重复着上述模式。 [8] 该图的手稿影印件可见N. M. Swerdllow, O. Neugebauer,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Springer-Verlag, 1984, P.572。 [9] A. Berry,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1, P.89. [10]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1. [11]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3. [12]关于"水晶球"体系,请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28卷4期(1987)。 [13]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8. [14] J. L. E. Dreyer, Tycho Brahe, Edinburgh, 1890, P.334. [15] 请见江晓原: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1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641~643页。 [17] 王锡阐:历策,载《畴人传》卷三十五。 [18]参见江晓原:王锡阐和他的《晓庵新法》,《中国科技史料》9卷1期(1986)。 [19]《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665~666页。 [20] P. M. D扙li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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