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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华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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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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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 这有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以这一假设为前提， 研究必然会注视中国科学与社会缺乏什么的消极性问题， 这样的研究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意义不大。 中国不少学者也照着这一思路， 对“李约瑟问题”提出更为激烈的批评。有的学者以为近代科学不具有普遍性而斥“李约瑟问题”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伪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本来就没有现今意义上的科学， 不同的知识体系无法比较， 因而“李约瑟问题”同样被沦为“伪问题”。与此同时， 对“李约瑟问题”的质疑又引发出“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更有人认定中国古代无科学， 因而贬低或否定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所作的贡献。[5]
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 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 可是就中国本身而言， 有多少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建立在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 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来源不清楚， 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 对“李约瑟问题”高谈阔论自然就会不着边际， 不得要领。 本文的目的就是针对这种“虚热症”，提出一些“滋阴壮阳”的办法， 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 不是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是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我们的注意力必然就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 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如在宋代， 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6]，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 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从“百川归海”到“两岸风光”
李约瑟对科学可以说是抱着宗教般的热忱。关于各文明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 他提出了“百川归海”的生动比喻。[7] 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 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 并且最终要汇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坚持要用近代科学的尺码来衡量中国文明科技发展的原因。这样，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的研究就容易被 简化成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先例， 目的仅仅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这一研究路数对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吸引力：中国的贡献越大，就表明中国的文明越优秀。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现象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容易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味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 甚至会出现不顾历史的上下文而夸大事实的情况。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工用也不免于此。其实， 一个文明的优越性， 绝对不仅仅是由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来决定的， 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作用， 必须综合进来进行考虑。 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决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 因此， 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 而是要溯流而上，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中国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不仅仅有无数个人对自然界的思考与探索， 更有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 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如果说李约瑟强调的是“百川归海”，我们这里是要领略中华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这就是说，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要进行社会学的转向：不但要研究知识发生的社会学， 而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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