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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即每向北２５０里，北纬高出一度，原起点相对降低一度）。行二万五千里（即９０度里数的总和），则见北极，正当人顶出地九十度而南极入地九十度，正对人足矣。从南亦然，此南北纬度也。”我国古代对纬度变化早有认识，元代至元１６年（１２７９），郭守敬便测量了我国主要城市的纬度。［（２）］明代，对纬度认识进一步加深，《天文志》指出：“地居天中，其体浑圆，与天度相应。中国当赤道之北，故北极常现，南极常稳。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高一度，东西亦然（原注：亦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也）。以周天度计之，知地之全周为九万里也。以周径密率求之，得地全径为二万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又九分里之八也。又以南北纬度定天下之纵，凡北极出地之度同，则四时寒暑靡不同。若南极出地之度数与北极出地之度数同，则其昼夜永短靡不同，唯时令相反，此之春、彼之秋，此之夏、彼为冬耳。”可见，明代通过学习地球知识，在我国原有纬度知识的基础上，懂得了南、北半球纬度相等时，四时节气恰恰相反的原理。崇祯初年，曾运用西方技术，测得北京、南京等１５处地理纬度。［（７）］
其四，关于经度的认识。我国古代对地理经度的认识要比纬度晚得多，直到元代才建立起朴素的经度概念。［（２）］《外纪》指出：“至于东西经度，则天体转环不定，不可据七政量之。随方可作初度（即本初子午线），而天文家亦立一法，算之以宗动。天一周，则日月行三百六十度，故每时得三十度（即每天为十二时辰）。如两处相差一时，则东西便离三十度也。今两处观月食，各自不同，则知差一时者，其地相离三十度，以此推之，东西之度可考验矣。”“东西诸规，渐近两极，其规渐小然。亦分为三百六十度，其里数以次渐狭，别有算法。”“西洋最西处为初度，即以过福岛子午规为始，仿天度自西而东十度一规，以分东西之度……辟如中国京师，先知离赤道北四十度，离福岛以东一百四十三度，即于两经纬线相交处得京师本位也。”明末，对西方经度知识采取兼容态度，《天文志》指出：“以东西经度定天下之衡，两地经度相差三十度，则时刻差一辰；若相距一百八十度，则昼夜相反焉。其说与《元史》札马鲁丁地圆之旨略同。”崇祯时，曾“以京师子午线为中，而较各地所偏之度”。方法有两种，一是“欲定东西偏度，必须两地同测一月食，较其时刻”；二是“据《广舆图》计里”求之，但“各省差数未得测验”。徐光启等人用此二法，测算了我国１３个省城的经度，如太原西偏北京约六度，南京东偏北京约一度，前者误差较小，后者误差较大，说明明末已知经度与绘制地图的重要关系，但缺少精密的测量仪器，所以确定的经度精度不高，只起定性作用。
三、《职方外纪》笔下的五大洲
艾儒略《职方外纪》与利玛窦《坤舆万国图志》对比，有两个特点：一是《外纪》不仅附有世界（万国）地图，而且各大洲也附有洲图。世界地图分为东、西两半球，大致以亚洲与北美洲连结部位的亚泥俺（白令）海峡为界，经线的弧形，东半幅向东凸，西半幅向西凸。五大洲展布形态已与现代世界地图类似，图中山脉、河流、国家等名称沿走向标出。世界全图与各洲图都采用了经纬网，图上国家、岛屿、山脉、河流、海洋名称也在利氏基础上重新作了修订和校对，许多名称与现代相同和接近，只是各国间难以绘出国界。二是《坤舆万国图志》中的“志”，即文字说明因填在世界挂图的空白处，空间有限而内容必受限制。《外纪》五大洲及海洋不仅有总说，而且有各论，对明代《一统志》等方志中已列入的国家略而不述，总共简要介绍了全球鲜为中国所知的大陆国家４２个、岛国（屿）２１个及海洋名称２７个，对迄今了解３７０年前世界有关国家与地区的人文地理概况，是极其珍贵的文献。
亚细亚洲（亚洲）：《外纪》中亚洲西起那多里亚（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东止亚尼俺（白令）海峡，横跨经度网为１３格（１０度为一格），现代地图为１６格半，东西距离与现代地图实际短了３格半。从纬度看，南起瓜哇（今爪哇），北至冰海，纵跨纬度网为８格（１０度为一格），南北间距与现今相近。由此可见，当时欧洲与中国经纬度测量水平大致接近，即经度测量误差较大，纬度（北极出地）测量误差较小。总说指出亚洲“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各论介绍大陆国家８个，岛国９个。亚洲图上关于中国大陆，用城垛花纹绘出万里长城走向，地名有北京、辽东、山东、山西、河套、陕西、黄河、星宿海、土番（即西藏）、昆仑、云南、贵州、四川、河南、洞庭、鄱阳、江西、南京、庚岭、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等，海洋中绘出台湾、海南等岛屿，并标出大明海范围，渤海湾形状与现今相似，能掌握这样多的资料，表明艾氏很可能利用了我国地理制图的成果。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吕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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