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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部分对这两个国家既无文字叙述，又无地图上的注名，故亦从另一方面反应出明末对欧洲国家的了解是十分贫乏的。
明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从海路发现欧洲？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永乐３年（１４０５），郑和“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１０）］每船平均可乘４５０人左右。《外纪》中“海舶”一节，指出郑和之后２００年欧洲海船分三等，小者仅容数十人；中者可容数百人，“自小西洋以达广东，则用此舶”；大者上下八层，船两旁有大铳数十门，可容水手二、三百人，将卒铳士三、四百人，客商数百人，所载淡水可供“千人一年之用”。郑和船至少与欧洲中等船相当，况且早期欧洲人寻找航线的海船，并非大船。
《外纪》最早向我国介绍了欧洲寻找世界新航线的概况。艾儒略说，百年前“先是阁龙（即克利斯托佛·哥伦布）诸人既已觅得两亚墨利加”，然后较细介绍了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资助发现美洲的经历。同时，艾儒略指出：墨瓦兰（费尔南多·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委派，于１５１９—１５２２年，经南、北美洲，“直抵亚细亚马路古（今马鲁古群岛）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亚大浪山（即非洲南端好望角北依的开普山脉）而北折，遵海以还，报本国遍绕大地一周”，实现首次环球探险。这两次地理大发现，哥伦布航行只有三条旧军舰、８０余人，麦哲伦航行也只有五艘旧军舰、２５６人。《外纪》对另两次重要航行未介绍，其实在此之前，葡萄牙国王就在寻找通往东方的海路，１４８７年曾派巴塞罗缪·迪亚斯用三条小船到达非洲好望角；１４９７年，又派达·伽马率四艘帆船、１７０名水手，绕过好望角从而发现了印度。［（１）］纵观东、西方使用的海船，郑和下西洋的船舶远比欧洲先进，队伍则十分庞大。
新航线的发现，归根到底受航海目的制约。中国下西洋目的有三，其一，告谕四夷诸邦大明建立，显示中国强大（《外国传·拂ｌǐｎ＠①》）；其二，“疑惠帝亡海外”，寻其踪迹（《郑和传》）；其三，通过友好贸易获得海外珍贵物品（香料、宝石、珍禽异兽等），供皇室享用。明朝建立与郑和下西洋后，来中国的各国使者逐年增加，进贡者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及折价销售所带货物，在中国境内赴京人员往返食宿全部免费，这就吸引了更多的外国人以进贡为名，行贸易之实，致使明朝廷负担太重而不得不做出限制，洪武７年（１３７４）、正统８年（１４４３），多次规定了进贡年限及赴京人员数额，避免“入贡既频，劳费太甚”，受贡时还要“勘合文册”，“不符者属矫伪，许絷缚以闻”。（参见《外国传·真腊·暹逻等》）可见，明朝的中外交往是建立在友好往来基础上的。但是，欧洲下东洋，是以为新兴资产阶级寻找巨额利润，掠夺殖民地为目的的，故对“新领土”的发现者许诺以很高的赏赐。如万历３２年（１６０４），荷兰先后占领我国澎湖、台湾，“筑城设守”，“所恃唯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许，树五桅，后为三层，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外国传·和兰》）西班牙国王曾跟麦哲伦签有协定，任命他做航行中发现的一切地区和岛屿的总督，这一特权可子孙相传，并允许获得这些地区全部收入的二十分之一。［（１１）］可见，欧洲资本主义海外扩张政策，依仗快枪利炮，是推动新航线发现的根本原因。
明代，我国对海洋航道的认识，主要是由郑和七次下西洋所获得。即从苏州刘家河出发，经东海、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先沿孟加拉海湾航线，再沿阿拉伯湾，或进入波斯湾；或进入红海；或沿非洲东南沿岸西行，如能继续前行便可达到好望角，可惜未这样做。《外纪》介绍了欧洲来中国的两条航线，西线是：由欧洲里西波亚都城（乃西班牙属国都城，见《外纪·以西把尼亚》），“候西南官舶，春发入大西洋，从福岛（非洲西南之加那利群岛）之北过夏至线，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逾赤道而南，此处北极已没，南极渐高，又过冬至线，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越大浪山（好望角附近），见南极高三十余度。又逆转冬至线过黑人国（莫桑比克）、圣老楞佐岛（马达加斯加）夹界中，又逾赤道至小西洋（印度洋），南印度卧亚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风有顺逆，大抵亦一年之内抵小西洋。至此则海中多岛，道险窄难行矣。乃换中船，亦乘春月而抵则意兰（斯里兰卡），经榜葛刺海（孟加拉海），从苏门答腊与满剌加（马来西亚南部）之中，又经新加步峡（马六甲海峡），迤北过占城、暹逻界，阅三年方抵中国岭南广州府。”东线是：“自以西把里亚（西班牙）地中海，过巴尔德（直布罗陀）峡，往亚墨利加之界，有两道：或从墨瓦腊尼加峡（麦哲伦海峡）出太平洋；或从新以西把尼亚界（今海地、多米尼亚），泊舟从陆路出孛露（秘鲁）海，过马路（鲁）古、吕宋等岛，至大明海以达广州。”艾儒略还说：“儒略辈……皆从西而来，不由东道而来，”原因是西线比较近。从《清史稿·邦交志》看，直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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