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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道教劝善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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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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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行为同样受到神明的监督和赏罚。
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劝善书通过赋予其神学特征而使之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具体表现为较多地讲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太上感应篇》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太微仙君功过格》开宗明义便是：“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科曰：积善则降之以祥，造恶则责之以祸。”同时，道教劝善书还通过大量的因果报应的事例以达到去恶从善的教化效果。《文昌帝君阴骘文》有“救蚁，中状元之选”一条，有注：“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学，有僧相之曰：小宋当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后复遇之，僧惊谓郊曰：公丰神顿异，似曾活数百万命者。郊笑曰：贫儒何力及此。僧曰：肖翘之物皆命也。郊曰：旬日前，堂下有蚁穴为暴雨所浸，吾编竹桥渡之，岂此乎？僧曰：是也。小宋固当首捷，公终不出其下。及唱第，祁第一。章献太后谓弟不可先兄，改郊第一，祁第十。”[ ]李昌龄在注《太上感应篇》“填穴”时也引述了此例。这就是善有善报。《太上感应篇集注》在注释“填穴覆巢”时举二例：其一，“朱某平生恶蜂巢，每见蜂从窍入，虽高处必设梯塞之。在人家亦然。后生二子，榖道皆塞。人教以秤尾烧红钻之，竟死”；其二，“苏州薛氏小儿，屡升木杪覆巢取雏。一日上树，不期先有大蛇啖雏巢中，儿惊视张口，蛇竟入口，儿遂死”；[ ]这就是恶有恶报。在道教劝善书中，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胜枚举。《阴骘文图证》在证“买物而放生”时有附证：“吕祖曰：汝欲延生听我语，凡事惺惺须恕己；汝欲延生须放生，此是循环真道理；他若死时你救他，你若死时天救你；延生生子别无方，戒杀放生而已矣。”[ ]用因果报应论证戒杀放生对于延生之重要。
虽然道教劝善书带有明显的神学特征，但这一特征恰恰是其得以落实并能够获得教化效果的重要保证。同样，道教劝善书中所包含的具有神学特征的有关保护动植物的教义，虽然由于缺乏科学的解释而没有能够真正说明保护动植物的意义，但是，这些教义在当时尤其是在道教以及相关的领域中得到传播，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些纯粹出于宗教目的的教义，虽然在当时科学水平条件下，缺乏科学的基础，但就其要求保护动植物而言，与当今生态伦理学的某些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并得到一些现代生态伦理学家的认同，这也许正是道教劝善书中有关生态思想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注释：
[1][21] 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99．9．11～17．
[2] 太上感应篇[M] ．道藏（第2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1～142．
[3] 太上感应篇图说[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101～102．
[4] [22] 文昌帝君阴骘文注[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402～428．407．
[5] 玉历至宝钞[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772～773．
[6] 太微仙君功过格[M]．道藏（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449～453．
[7] 十戒功过格[M]．藏外道书（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43～71．
[8] 卿希泰．道教文化新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36．
[9] 孟子•尽心上[M]．
[10] 春秋繁露•仁义法[M]．
[11] 正蒙•乾称篇．
[12] 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五十）生物方诀[M]．北京：中华书局，1960．174．
[13] 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M]．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
[14] 谭峭．化书（卷四）仁化[M]．道藏（第2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598．
[15][17] [23] 太上感应篇集注[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137．153．137．
[16] 石音夫功过格[M]．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88．
[18] 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9][20] 阿尔贝特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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