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碑刻文字，探讨长安金台观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命前后的活动，知其人奉敕主持了革命之初在五岳四渎的投龙设醮仪式，而且很可能就是此期最重要的政治宣传品《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所引“中岳马先生谶”的作者。

关键词：马元贞、武周革命、岳渎、投龙、谶

　　早在1935年，陈寅恪先生撰就《武曌与佛教》一文，探讨了武后先世杨隋皇室的佛教信仰及对武后的影响，并分析了她对佛教图谶的利用。[1]  1962年，汤用彤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则根据英藏敦煌文书S.6502及S.2658《大云经疏》中征引的道士寇谦之铭指出：“是则其登极所用之符谶，固非专依佛教，并有道教。”[2]  1974年，饶宗颐先生发表了《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主要利用石刻碑铭材料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武后的宗教信仰，前后有重大转变，在其与薛怀义接近时期，出于利用的目的而崇佛。及至晚年常游幸嵩山，求长生，故兴趣转移于道教。[3]  1976年，富安敦（Antonino Forte）先生出版了《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一书，通过对S.6502残卷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佛教徒对武周革命的支持，他认为这件文书就是法明等十位僧人于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七月所上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乃是武周革命时重要的政治宣传品。[4]  近些年来，李斌城先生、王永平先生又进而探讨了武则天与道教的关系以及武周时期道教的发展等相关问题。[5]  神塚淑子女士的论文从1982年嵩山出土的金简入手分析了武则天的个人信仰、从投龙与封禅探讨了国家祭祀与道教关系，最后通过对王玄览《玄珠录》中“心”的概念的分析，考察了这一时期道教理论的发展。[6]  以上研究使我们对武则天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渐趋深化，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有待研究，本文即以长安金台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命前后的活动为个案，对道教与此期政治宣传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饶宗颐先生在《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一文中，曾提示我们注意泰山《岱岳观碑》上武周时期的道教造像建醮题记，[7]  此碑立于泰山东南麓王母池之岱岳观，由两块石碑上施石盖，合而束之而成，故又称双束碑，民间又俗称为鸳鸯碑，历代著录此碑的金石学著作极多。[8]  在此碑上镌刻着从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1年）到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的二十余条奉敕建醮造像的题记，对于我们研究唐代国家祭祀与道教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要。在此，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是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初的那条题记，先录文如下（武周新字皆回改通用字，下引武周时期碑文同）： 

　　大周天授二年岁次辛卯二月癸卯朔十日甲子，金台观主中岳先生马元贞，将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奉圣神皇帝敕，缘大周革命，令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元贞于此东岳行道，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奉敕敬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永此岱岳观中供养。祇承官宣德郎行兖州都督府仓曹参军事李叔度。[9]

　　按武则天改唐为周是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很显然，革命之后仍有进一步巩固政权的需要，因此武则天敕马元贞等到五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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