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马先生”，富安敦先生推测为法藏敦煌残卷P.2255《老子道德经》卷尾题记中出现的“三洞先生中岳先生马□□”，他进一步推测可能就是“马遊定”[35]，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推测不太可能。因为这条题记明确记载是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正月二十六日的，此距武周革命已有六十年之久，且这位马先生远处偏僻的敦煌，很难想象，他就是六十多年前为武周革命制造舆论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出现的“中岳马先生”。事实上，在武周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中确有一位非常活跃的“中岳马先生”，那就是前文讨论的长安金台观的观主马元贞，他为武后代唐进行的舆论宣传可谓不遗余力，我们推测，《义疏》中的“中岳马先生”很可能就是马元贞。
　　此外，富安敦先生曾推测此谶作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高宗与武后分称“天皇”、“天后”的前后，[36]  恐不尽然，因为在谶文中还有“陇头一丛李，枝叶欲彫踈。风吹几欲倒，赖逢鹦鹉扶”之语，很难想象早在高宗去世十年之前的上元年间就有人敢于编造出这样的谶文，它们只可能出现在高宗去世，武后代唐之势已成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中岳马先生谶》未必成于一时，马元贞长期追随武则天，为其在不同时期造作不同的谶言，是完全可能的。正因如此，在武周革命之初，奉敕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继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还应注意到，马元贞的许多法事活动是在天授二年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的诏令发布之后进行的，这也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这个诏令对于当时道教界的打击是否有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那么沉重。因为此时虽有薛怀义强迫道士为僧的事件发生，但还有一批道士在积极地为武周政权作舆论宣传，而且这种活动也并非个别现象。除马元贞外，西岳道团的动向也值得重视，他们在垂拱元年就已造作出所谓的“仙人石记”，为武周革命进行舆论准备。到武则天统治的中期，华山云台观的道士们又制造了“天尊瑞石”的祥瑞，有一份贺表曰：“臣等一昨伏见四（西）岳云台观道士奏称：御像瑞石大妙至极天尊一铺，创造圣容，未施五色，宿昔之顷，画绩自然，不加之分，宛同神化。”[37]  这也同样表明了华山道团对武周政权的支持态度。
　　以上的考证，都是当年陈寅恪、汤用彤诸先生所未涉及，而时贤亦未暇深入探讨的，这对了解武则天时期道教的政治面目及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尚不无裨益，对研究我国宗教与政治关系或亦有所帮助。

[1]陈寅恪：《武曌与佛教》，原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第137－147页。此据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3－174页。
[2]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原刊《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1日《史学》版，此据《汤用彤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7页。
[3]饶宗颐：《从石刻论武后的宗教信仰》，原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45本第3分，1974年，第397－412页。此据《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531页。
[4] 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uthors and Function of the Tunhuang Document S.6502, Followed b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1976. 最近，他又相继撰写了两篇文章，对文书中提到的“白马之度黄冠”一事进行了补充说明。Antonino Forte, “The Maitreyist Huaiyi（D.695）and Taoism.” 刊荣新江编《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29页。&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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