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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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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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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he Maitreyist Huaiyi（D.695）and Taoism：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刊《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40页。最近，芮传明又分析了武则天的佛教信仰中所混杂的摩尼教因素，见氏著《武则天的宗教信仰探讨》，刊《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4辑（总第6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61页。
[5]李斌城：《武则天与道教》，刊《武则天与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212页。王永平《论武周朝政治与道教的继续发展》，刊赵文润、李玉明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259页。
[6] 神塚淑子：《则天武后期の道教》，刊吉川忠夫主编《唐代の宗教》，朋友书店2000年版，第133－157页。
[7]饶宗颐前揭文，第516－517页。
[8]参看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90年影印第一版，第296页。又参米运昌：《泰山唐代双束碑与武则天》，《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第93－96页。
[9]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10] 神塚女士也注意到马元贞的投龙活动，但她只提及济渎与泰山的两条题记，也未细究马元贞其人及其活动的意义所在。见神塚前揭文，第256－257页。
[11]《道家金石略》，第79页。
[12]《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又见《道家金石略》，第79－80页。
[13]《金石续编》卷六，《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二版，第3115页。又见《道家金石略》，第80页，但标点断句间有不当之处。
[14]此据黄叔璥《中州金石考》卷七《中岳嵩高灵庙碑》，他的跋文认为“壬辰乃天授二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8册，第13722页。其实，壬辰当为天授三年（公元692年），根据平冈武夫编《唐代の历》推断，此段应为“天授三年岁次壬辰腊月丁酉朔五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4年版，第92页。对此题记，康熙年间景日昣《说嵩》卷一四则记其语曰：“大周圣命，……遣金台观主马元贞往五岳四渎□□作功德。”（转引自饶宗颐前揭文，第525页）。《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则曰：“马元贞题记今未之见，或即在此碑（指《中岳嵩高灵庙碑》）之侧”（第67页）。
[15]《道家金石略》，第80页。
[16] 叶昌炽著、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八，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92页。
[17]参看唐晓峰：《五岳地理说》，刊《九州》第一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70页；同氏《体国经野——试述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第82－91页。
[18]《册府元龟》卷一九三《闰位部·崇祀》，第2330页。
[19] 关于投龙，最早的成果是沙畹的大作：Edouard Chavannes, “Le jet des dragons,” Me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3 (1919), pp.53－220. 此后成果颇多。最新研究见周西波：《敦煌写卷P. 2354与唐代道教投龙活动》，台湾《敦煌学》第22辑，1999年，第91－109页；以及刘昭瑞：《从考古材料看道教投龙仪——兼论投龙仪的起源》，刊陈鼓应、冯达文主编《道家与道教：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道教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501页。
[20]参看拙著《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刊《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4辑（总第68辑），第62－79页。
[21]材料来源均据《道家金石略》。
[22]《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此系千唐志斋藏志。
[23]《唐会要》卷二二《岳渎》，第498页。
[24]《全唐文补遗》第六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25]关于此观，参看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崇化坊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26]《道家金石略》，第56页。
[27]《法苑珠林》卷五五《破邪篇》“感应缘·妖乱惑众第四”条，《大正藏》第53册，第705页。按，这条材料中说郭行真“并共京城道士，杂糅佛经，偷安道法”，表明他在当时佛道斗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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