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恩格斯做过这样的评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②最后这句话固然使人想起马克思自己的那旬名言——“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③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结论：马克思一生大部分时间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实际上是在解剖市民社会。于是，对恩格斯的这一表述就需要作这样的理解：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构成了马克思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

    黑格尔第一次在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意义上来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他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区别，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它代表特殊性，而政治国家则是公共利益的领域，它代表普遍性。马克思直接上承黑格尔接受了这一术语。除了在与黑格尔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之外，在其后期的使用过程中，马克思还赋予它新的含义。这就使得学术界对它的理解出现分歧。

    问题之一，马克思是不是自始至终都把市民社会仅仅归结为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

马克思确实在很多场合在“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的经济结构”等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就是同一个概念。实际上，马克思这样使用仅仅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关联。这种逻辑上的关联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

    ①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内涵的理解，可参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这就是说，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领域，它所代表的是特殊的私人利益。私人利益关系的核心无非是由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物质利益关系。于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的经济基础便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实质性内容。在这种实质性的意义上来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既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又获得了某种修辞效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行文技巧，并不能构成市民社会与经济基础完全等同的逻辑依据。事实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是没有体现的。马克思在很多场合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私人生活等。他说，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①他又说：“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②

    问题之二，市民社会是否就是指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说法同样有其不确切性。事实上，中译本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在马克思的德文原著中是同一个词，都是“burgerliche Gesellschaft”，即使在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英文译本中，“bu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也常常被译为“bourgeois Society”(即“资产阶级社会”)。但是，这些事实对于证明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结论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