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等同起来的理解方式，还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这就是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因为以这种理解方式为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市民社会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其他社会都是不存在的。这一结论明显违背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在其一生的著作中，曾多次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来指称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只不过在前面加上了一些修饰语，形成诸如“旧的市民社会”、“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先前的市民社会”等。例如，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③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尽管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采取了相同的表达形式，但它们所指称的对象是有区别的。市民社会固然包含了资产阶级社会但不单指资产阶级社会，它还包括了非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它们中任何一方的存在都要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只要有政治国家存在，就必然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市民社会存在。这个市民社会当然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它还可以是别的社会，如封建社会等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旧的市民社会”、“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等概念指的就是这样的社会。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1页。

既然马克思并不把市民社会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又为什么经常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乃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式，它完整而全面地反映了市民社会的本质。换句话说，市民社会的特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了最为充分的暴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因此，理解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之于其他社会，在本质上有何不同呢?在马克思看来，这个不同主要体现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具体来说，就是体现在二者的“分”与“合”的关系上。在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市民社会还没有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还是作为“内部二重因素”以胚胎的形式包含在政治国家这个母腹之中。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重叠的，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合而为一。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一切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因此，“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①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来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这种“同一”被打破——它们由“合”发展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要求私人的物质生活摆脱政府的家长式干预，成为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纯经济活动。于是，社会利益体系就分化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大部分，整个社会因此而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领域。作为这一分裂的结果，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因其活动所属领域的不同而具有了双重身份——市民社会的成员与政治国家中的成员。双重身份必然导致双重生活。对此，马克思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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