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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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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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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制、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荀子·儒效》）可见，荀子持守了孔子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认定礼是由仁义所生，礼治本质上也是仁政，由君子实行。礼义是社会认同的道义原则，礼乐又调节人们的精神需求。儒家通过礼乐教化，提升每个人的人格境界，陶冶性情，修养身心，使社会人群，既有区分，又相融和。
宋明清儒的价值导向，仍围绕“仁”而展开。程颢《识仁篇》：“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二程遗书》卷二上）朱熹《仁说》指出：
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央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朱文公文集》卷六七）
朱子在该篇特别以设问设答的方式批评程氏门人“判然离爱而言仁”的错误，指出程子所谓“爱情仁性”的意思，应当是“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又说：“程子之所论，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谓性情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同上）朱熹门人陈淳的《北溪字义》荟萃周 溪、张横渠、二程的思想，而折衷于朱子，集中阐述了与宋代理学思想体系密切相关的重要范畴，如性、命、诚、敬、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等等，均为儒家价值系统的重要理念。宋明学术与此前的儒学相比，不仅从人生论上说“仁”，而且从宇宙论上说“仁”，把天地万物的创造性——生生之仁与人生道德实践的仁爱之心贯通起来。从二程到陆九渊、王阳明，都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但朱子反对仅仅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因为仁是体，是爱之理，爱是用，爱自仁出，如果仅仅从体上、理上、根上去说“仁”，则太深太广，使人难以捉摸。朱子从爱上说仁，使人容易进入。[7]
儒家之基本价值在晚明以迄清世，继续得到思想家们的发挥与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出现的经世致用思潮，开发出儒家原有传统中的新外王。从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方以智、傅山、唐甄、颜元等一代巨匠直到戴东原，重新阐发原来就蕴藏在儒家传统中，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念中的个体主义、抗议传统、自由精神、重实践重经验的作风等等，使之与社会的变化相协调。这些均可以视为儒学内在性的转进，是儒家学说现代性的先声。
二 韩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儒学传入韩国甚早。韩国儒学至少已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而且在进入近代以前，一直是社会文化的精神与主潮。公元372年以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相继设立太学，教授儒学经典。公元918年，高丽王朝建立。高丽朝五百年间，太学课程仍以儒家经典为主，并定期举行祭孔活动，开科取士，儒生任文官，民间私人讲学之风很盛。[8]从元朝引朱子学入高丽的是安珦(号晦轩，1243-1306)，时间约在1290年。安珦认为：“圣人之道，不过日用伦理，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礼以齐家，信以交朋；修己必敬，立事必诚而已。”[9]高丽末、朝鲜初，性理学家李穑、郑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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