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重和黎一分为二了。《鲁语上》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神农族的柱和周族的弃先后成了北方的农神。我们注意到，沮－柱，漳－重，澧－黎，都是近音字的组合，于是作出推断，所谓重黎实际上是大溪文化南北两支的合称。《山海经.大荒东经》里讲“帝俊生中容”，我们又有了近音字组合：柱－祝，重－中，融－容，因而所谓祝融是指神农族名为融的人。《大荒南经》又提及炎融，为祝融之异名，祝既然能替换为炎，而炎与融意近，则此人本名必为融。此外，《墨子.非攻下》有“天命融隆火”，《国语.周语上》有“融降于崇山”之句，更证明了融可以单用。《大荒南经》述及炎融之句为“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而《大荒北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故炎融－驩头－苗民这三者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釐、黎音近，所以湘北的原始族群即苗民，也就是古苗族。苗字顾名思义，就是田里种的庄稼，因此在上古时代，苗字代表了种水稻的族群－苗民。炎融、苗民都清楚了，那么驩头究竟为何意？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就是鲧，讙兜或驩兜即驩头。如果“流共工”和“殛鲧”两相对应，那么“放驩兜”和“迁三苗”两者之间似乎也有所关联。“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荆州有炎融和苗民两支，则驩头可能在江淮之间，是三苗的另一支。所以驩头是长江下游种水稻的族群。
在吴语地区，民间有一种古老的信仰，将马头娘祀为蚕神，又叫马明王菩萨。中国人一般均认嫘祖为养蚕的始祖，吴语地区却供奉马头娘，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在一些蚕区，过去每到清明节前，就有民间艺人挑了担子，担子上放着马明王菩萨的像，到蚕户门口大声喊“蚕将军来哉！”作为迎蚕神的仪式。（《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姜彬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既称“蚕将军”，也许马头娘原本是男性神。马明王菩萨使人联想到马头明王即马头观音，那么很可能马头娘＝驩头＋观音。前引《山海经》说驩头是鲧或颛顼（实即戎族的代名词）的后代，驩字读音正从鲧字或颛字而来，那么驩头一词暗示当地的原始族群曾与戎族结盟，其头领骁勇善战，以马首所指方位作为部下前驱的导向，为了纪念他，就用驩头来代表其人和这个族群了。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的马家浜文化估计就是这个族群创造的。可能戎族曾经联络驩头，请驩头向北阻击伏羲族，使之徘徊于青、徐地区而陷于失败。
因此所谓三苗乃是三个种植水稻的族群。其中神农族原来种小米，到了南方改种水稻。三苗之中，《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苗民在西北，则《山海经》的作者在苗民以东以南，很可能在广州、温州之间。《大荒北经》说驩头生苗民，那么在作者心目中驩头的地位更高，作者的居住地似乎离驩头更近，或许是在温州、泉州之间。《山海经》里有秦汉郡名，则定稿者多半是汉初闽越国人。
古苗族的城头山遗址在湖南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南岳衡山是南方有名的山峦，我们不妨把苗民称之为南岳系。驩头分布于《禹贡》所叙扬州境内，我们不妨称之为扬州系。神农族早已退出中原，在帝舜的时代也不可能大规模北上争锋，那么，“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是在什么时候？
在江苏新沂花厅村遗址的墓葬中，“良渚文化的征服者把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用来殉葬”（《通史》），良渚文化属于扬州系，其分布区域距离花厅村数百公里之遥，因此扬州系发动战争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此时约当公元前3000年左右，正是大汶口文化前期和中期的分界线，伏羲族盛极而衰，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明日黄花，竟无法抵挡扬州系的劳师远袭。在这之前，想必神农族及南岳系已经多次从荆州北上，撼动了伏羲族在中原的根基。
荆州屈家岭文化继承了大溪文化，其碳十四测年一般在公元前3000年至25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