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堪命，因而从天汉二年（前99年）起，从燕赵到江汉，百姓蜂起。此外，北伐匈奴之事也接连受挫，更加剧了日趋恶化的社会矛盾。有鉴于此，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轮台诏》。在此诏书中，汉武帝宣布实行政策的改变：在统治方式上，从严峻刑法转向宽松温和；在百姓负担上，从横征暴敛转向轻徭薄赋；在经济措施上，从垄断财利转向力农富民；在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至此，德、刑之用方趋适中。
昭、宣两朝的大政方针是武帝《轮台诏》厘定的。当汉宣帝继承帝位时，在思想教育界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公羊学”。汉宣帝深受其祖父刘据对《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态度的影响，在他的直接支持下，《谷梁传》被立为官学，由是《谷梁》之学大盛。但在政治统治中，汉宣帝更重视刑罚的威慑作用。据《汉书·盖宽饶传》云：“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但宣帝览奏大怒，下盖宽饶狱，盖宽饶举刀自刭。皇太子刘为盖宽饶鸣不平，劝谏汉宣帝重用儒生，也惹得汉宣帝大怒，差点褫夺他的太子之位。直到初元元年（前48年）刘即位，复重用儒生。儒学不仅在思想界，而且在政治上均取得统治地位。由此德治压倒刑治，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式。
“汉家制度”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唐人封德彝认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并没有给汉朝社会带来长治久安。《旧唐书·魏征传》：“帝尝叹曰：‘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封建彝对曰：‘三代之后，浇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考之汉史，从汉惠帝至景帝，德、刑基本适中；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征和四年（前89年）间，德、刑失衡；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诏》，德、刑又趋适中；昭、宣两朝，德、刑也较为适中，从而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观之，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而且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自汉以后，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如唐太宗谓群臣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宋太宗谓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明太祖则主张“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颇。”清世宗雍正也说过：“自古为政者，皆当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以上诸帝所谓“文武之道”、“宽猛得中”、“文武相资”、“宽严相济”，讲的都是王霸之道。可见，“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已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式。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毕竟是产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封建统治思想，不管是“德刑并重”还是“德主刑辅”，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这种治国方式对当今社会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强化以德治国的意识，使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存。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法治支持的德治，也是空谈无力的。德治离不开法治，法治离不开德治，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应是历代治国的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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