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代礼制到“汉家制度”的确立

　  礼最初是用来祈福祛灾的，后来才被用于治国。商人在子虚乌有的鬼神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毕恭毕敬，但仍不免于亡。周人从商亡的教训中悟出一个道理：事神敬天之外，还要注意人民的力量。于是在周礼中，伦理性被强化。这就是为儒家所称道的“制礼作乐”的主题思想。从此，礼治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式。因为“礼治”被认为具有很强的等级性和教化性，“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断于已然之后”。所以，历代统治者均强调用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而把刑法视为维护统治的辅助手段，从而形成所谓“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 

　　在夏商周三代，礼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巨大的变革，因而造成礼崩乐坏，暴露出以礼治国的危机。进入战国后，如何恢复统治秩序？如何治理国家？这是一个摆在每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面前的重要课题。诸子百家的思想言论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例如儒家认为“仁者无敌”，所以主张实行仁政德治；法家认为“一民之轨，莫良于法”，所以主张“法令为治之本”；道家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所以主张无为而治等等。百家争鸣的结果，法家思想在秦国占了上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秦王嬴政又采用了法家韩非的法治理论，最后统一中国。但是，法家学说固然有助于秦的统一，而在如何巩固统一方面却暴露出它的弱点，而且法家的所谓“法治”，实际上是“刑治”。法家的严刑峻法、重赋繁役，恰恰成为秦统治者谋求长治久安的致命伤。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深受秦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重刑轻儒，看不起儒生。陆贾在他面前谈论《诗》、《书》，他张口就骂：“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得也很干脆：“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他又给刘邦讲了一通打天下与治天下不同、治天下必须以仁义道德为先的道理。刘邦似有所感悟，让陆贾把他想说的话全部写出来，刘邦赐其书名为《新语》。刘邦62岁那年，回到故乡沛县，置酒大宴父老。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他特地绕道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中国历史上皇帝祭孔之先河。此番不辞劳苦祭祀孔子的举动，看来是陆贾的《新语》对他发生了作用无疑。刘邦死后，继位的汉惠帝面对社会经济残破的现实，为了巩固汉朝统治，决定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于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很受统治者欢迎，大行其道。惠帝二年，汉相萧何卒，习“黄老之学”的曹参代为汉相，“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此后，终高后、文、景之世，汉朝在政治上执行的都是黄老无为之治。到汉武帝君临天下时，社会经济已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统治者已有条件大有作为，于是黄老无为思想的历史使命也宣布结束，统治政策再次面临调整。同时由于长期执行黄老无为思想，也给社会造成若干弊端：纵容诸侯王骄横不法，听任豪强地主兼并不轨，忍受匈奴人不时入侵等等。这种时局迫使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改弦更张，改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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