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过去“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著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国从此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为了钳制苏联而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事虽不远，如今竟无几人能说得清两党当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初专用于指责苏联和苏共的“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等词汇已基本上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消失，这段本来就深藏种种隐情的历史被掩埋得不露痕迹，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甚至可能一无所知。

　　然而，回顾这段历史绝不是单纯的史家之好，了解这场纠葛的由来始末其实仍有现实意义。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也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的动向；更重要的是，在“中苏大论战”的年代里，那些批判苏共和苏联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符号在国内也占据支配地位，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煽动性；毛泽东及其同事们不仅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赌注与苏联进行了一场国际政治“豪赌”，而且运用这些意识形态话语把中国引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一巨大灾难之中，中国的发展因而迟滞多年。尤其令人感怀不已的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竟比当年苏共那些被指为“修正主义”的政策观点走得更远；或许正因为如此，那场震动国内及世界的反苏反修运动究竟是耶非耶，当下竟无人再议。

　　反苏反修运动先锋诸将中最晚辞世的几位刚离开人世不久，国内于1999年出版了两本与本文话题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书，一本是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另一本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吴冷西的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谈中苏论战前的两党关系，下卷谈中苏论战过程，全书共17章、50万字。本文主要评论前一本书[1]，并引用后一本书的部份内容略作补充。

　　90年代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将大量有关中苏关系的文档解密，但是中国的相关档案文件并未开放，研究中苏关系史的学者目前还无法用双方的史料作对比研究。在这种背景下，这两本书的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就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了。吴冷西的官方地位十分显赫：1949年后曾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及第二届至第四届理事会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是中共中央[2]；而中苏大论战前后吴冷西正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中共唯一喉舌的主管。此外吴还有一个不公开的头衔——“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于1963年2月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并直属常委会领导），当时此头衔甚至比《人民日报》总编辑更显要，他因这一特殊地位而掌握了许多一般学者无法接触到的有关“中苏大论战”经过和背景的资料。吴在该书后记中说，“本书基本上是本著述而不作的初衷，披露笔者十年间亲身见闻所及”，写作此书“前后十年之久，才得定稿”。尽管此书作者是一位虔诚的马列主义者，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我们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100年，最后要由历史来作结论”，他的特殊身份、经历、所掌握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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