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畏孤立、“敲山震虎”

　　由于毛泽东及中共以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的正宗自居，高调抨击苏共的“修正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和好斗姿态导致中共与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空前紧张。从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亚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分别在各自的党代表大会上批评中共，中共因此成为被“兄弟党”“围剿”的对象，在国际共运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但当时在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心中普遍存在著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傲慢心态，对论敌非常轻蔑。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吴冷西的书中仍然残留著这种轻蔑傲慢心态的余痕。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首先反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而确定的一种“敲山震虎”式论战策略。尽管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和1963年1月16日在东德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上的一些文章已开始指名批评中共，但毛泽东认为，暂时不要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字，以便留有馀地。（514）

　　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批评（中共则认为属于“攻击”）中共的政党很多，为什么中共偏偏挑选陶里亚蒂作为第一个公开打击的对象呢？陶里亚蒂长期主张“结构改革论”，这一理论比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论”更早、更系统。1962年12月，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也公开批评了中共。当时中共认为，陶里亚蒂的讲话“稍有理论色彩”（517），他的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一思潮的典型理论。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发表于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传给在杭州的毛泽东阅后，毛夸奖说：“写得很好”。（517）吴冷西在书中提到：“我们评论捷共和意共领导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其实也就是苏共领导人的观点（518）。”换言之，论战中期阶段采用的是“指桑骂槐”手法。

　　4.与苏共公开翻脸

　　1963年春中共公开发表苏共3月30日的来信，使两党的内部争端完全公开化，并以1963年6月17日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覆信”对苏共强硬反击，使两党之间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从此双方不再保留任何馀地，“撕破脸皮”，公开点名相互批判，“在全世界引起轰动”（591）。

　　为发动这一批判高潮，中共作了大量准备，组织对苏共的全面批判几乎成了中共中央的“头等大事”。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家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因此，4月4日的《人民日报》奉命将苏共这封两党之间内部往来的信件发表出来，从此两党之间的争端就在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毛指令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一个写作班子起草一篇公开反击的文稿，同时要求陈伯达在杭州单独组织另一篇文稿，两地平行作业。据吴冷西回忆：为了搞好这个文件并为后来写文章作准备，曾经收集和整理了大约400万字的资料。（591） 4月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两篇文稿。5月3日至5日，在邓小平主持下进一步讨论了这两篇稿子。5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专门讨论了这两篇稿子的修改问题。从5月17日起，邓小平组织“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秀才”们在钓鱼台宾馆修改文稿，邓小平、彭真均搬进钓鱼台居住，直接参与讨论修改，一周后拿出了初稿。

　　当时，中共在国际共运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往来。为了争取其中一些党的积极表态，中共还“徵求”了一向由其扶持的缅甸、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意见”；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也于5月22日向他“徵求意见”；5月底、6月初又“徵求”了北朝鲜的意见；此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聘用的一些外国共产党顾问也参与了一些意见。吴冷西在书中披露的一个情节尤其令人震惊：毛泽东及中共当时曾不惜血本拉拢越共，派邓小平带著此文的草稿和提供200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用巨额经济援助换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667）这20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1963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60％。时值大跃进重创国力、几千万人饿死不久，全国老少面黄饥瘦、营养不良，毛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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