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修改稿先经6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再经6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最后由毛定稿，然后派专人送到莫斯科，由驻苏联大使潘自力约见苏共负责人递交了此信。中共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及其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转达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581）中共认为，苏共的“三和原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在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及阶级分析方面有5种错误观点；同时就“社会主义阵营问题”、“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亚非拉国家及反帝问题”、“与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和平过渡论”、“禁止核武器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全民党问题”、“领袖、政党、群众、阶级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准则”等全面批判了苏共。

　　苏共收到中共的这一信件后，于7月14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将中共的这封信公开见报。吴冷西书中的说法反映出当时中国国内对两党争端公开化的官方解释：苏共7月14日的这封“公开信”开始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性恶毒攻击”，“苏共的行动表明，赫鲁晓夫撕破了假面具，露出了反华真面目，进行公开论战”。（611）但实际上，早在4月4日中共率先公布3月30日苏共中央信件时，双方的论战就事实上已曝光。从此两党之间“撕破脸皮”的公开论争就正式“开战”。在此后的1年内中共接连发表了批判苏共的9篇“重头文章”（即当时著名的“九评”）：

　　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二评：“斯大林主义问题”（1963年9月13日）；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13日）； 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吴冷西在回忆中提到，“我们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经过常委讨论修改，由毛主席审定的。毛主席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修改”（639）；毛泽东对“二评”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多，还亲自作了多处重大修改，文章完稿后还夸赞此文“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659）；“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明确，有些提法过份了”（651）；“七评”“前后修改了18遍，比我们过去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663）；“九评”“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784），“是重头文章”，“挖了赫鲁晓夫的老底”（795）。据中共统计，在双方论战中苏联前后发表了2,000多篇文章，而中国发表文章的总数目前尚无人统计。

　　从吴冷西的书中可以看出，在长达10年的“中苏大论战”过程里中共上层的意见是相当一致的，并无任何不同的声音。笔者以为，正因为高层领导人全体参与了这场论战，无法把政治责任推到少数“替罪羊”头上，为了维护领导层的集体权威，就只能事后对这一论战长期采取集体沉默的态度，希望让时间把这段历史悄然一笔带过。如此就自然不能指望官方会对这场论战有所反思了。而当事人如吴冷西则至今仍以“当然正确”自居，在书中处处为毛泽东及中共辩护；说到激动处，当年那种激昂好斗的毛式情绪就跃然纸上。

　　“中苏大论战”里中共“秀才班子”贬低赫鲁晓夫及其论点时大量使用了辱骂式语词，如“嬉皮笑脸、泼妇骂街”（389）、“信口雌黄、大肆谩骂”（281）、“大肆咆哮”（618）、“耍赖”（621）、“狡辩”（622）、“歪曲事实、捏造事实、颠倒事实”（741）、“陈词滥调”（612）。这样的文风通过当时全国强行实施的“政治学习”而侵淫社会，一改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表达习惯，此后“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大批判文风”，乃至以后几代人在书面文体中时而流露的“语言暴力”，均承袭于此。

　　二、中国为何与苏联翻脸？

　　1949年以后，中共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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