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论”)。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这些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于是,中共的秀才班子奉毛泽东的命令,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于1960年4月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沿著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全面批判苏共及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列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命题。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统地驳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观点。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就此开场。
据吴冷西回忆,从1960年的“列宁主义万岁”这3篇文章开始,中共高层建立了起草反修文章的工作班子。这个小组从62年11月开始正式工作,1963年2月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由康生任组长,吴冷西担任副组长,整个工作由邓小平主持(560),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以及“秀才”写作班子成员——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这个班子直到“文革”时才解散。
论战初起,毛泽东及中共基本上以苏共“20大”否定斯大林为批判的目标,同时在党内高层将赫鲁晓夫称为“半修正主义”;但由于1957年莫斯科会议前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还需要彼此利用,毛不愿意公开翻脸,所以对赫鲁晓夫立场的定性还算温和。1959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形成的基本结论是: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231)
2.对苏共的批评进一步升级:反对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及与西方和平共处
虽然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未导致双方翻脸,但对苏共所主张的对内缓和阶级斗争、对外缓和国际关系,毛和中共一直感到芒刺在背。在1956年12月23日、24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就讲过:“现在修正主义思潮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中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也认为,不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背叛,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462) 1960年在美苏两国公开关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发生了美国U2型间谍飞机入侵苏联腹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现在该市改名为叶卡杰琳堡)上空被击落的事件。此次事件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的看法。邓说:毛主席认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但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彻底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272);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系统化和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纲领。(642、659)
当时赫鲁晓夫为了改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了比较务实的“三和”、“三无”理论。苏共“22大”纲领据此确定了新的内外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提倡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三无世界;在国内强调全民党、全民国家。赫鲁晓夫在1960年11月召开的苏共第81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作了进一步解释:现在的时代不能只说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能只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这不符合当代实际;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搞分工合作,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单干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可能发生,但不能就此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裁军是防止战争的根本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具备可能性,有可能使资本主义议会变成人民的议会;要注意防止国际共运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警惕极端革命性、“左”倾冒险主义等。(378-380)
但在毛泽东和中共看来,这套理论是地道的修正主义。毛把赫鲁晓夫与中共的分歧归结为: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290)刘少奇也指出,“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及全民党、全民国家)”是赫鲁晓夫路线的概括,至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已经形成。(466)苏共“22大”之后,邓小平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之前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摆在我们党面前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思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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