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为非洲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随着冷战的终结，美、苏在非洲的竞争减弱了，非洲国家在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逐渐消失。非洲国家通过合作，联合自主解决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作用越来越大，给非洲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希望。

　　解决内部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已成为非洲国家的当务之急。非洲国家吸取冷战时期美、苏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从中渔利的痛苦教训，决心依靠自身力量，联合自主地解决内部冲突。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要求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非洲国家地区性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参与解决非洲国家的内部冲突。从1990年至1994年，非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等组织，在解决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安哥拉、莱索托等国家的内部冲突，促使其和解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非统组织也积极参与解决非洲国家的内部冲突。1993年2月中旬，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57届会议就非洲地区冲突与局势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建立一支泛非维和部队的计划。同年6月，在开罗举行的非统组织第29届首脑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建立防止、处理和解决非洲冲突的机制的宣言》。非洲国家越来越强调内部团结，力争在国际事务中以一个声音说话，1999年第35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的《阿尔及尔宣言》就强调这一点。与此同时，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也在加速，90年代后期，非洲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区域组织都积极开展新的活动，有了新的进展。

　　90年代初的民主化浪潮所带来的剧烈动荡也导致了非洲政治家们的反思。非洲需要民主，但不要进口的西方民主模式；非洲需要法制，保障人权，但不允许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不顾其主权。90年代以来，不少非洲国家在探索“一党主政，多党参与”及“无党政治”等政治模式，在经济改革方面也在探索非洲式的道路。如南非新任总统姆贝基提出的“非洲复兴思想”，乌干达的穆塞维尼提出的“经济现代化计划”，加纳的罗林斯提出的“新积极主义”政策，都反映了非洲许多国家领导人要通过振兴经济来解决非洲政治稳定的问题。

　　目前，非洲的政局发展除上述有利因素外，还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

　　首先，非洲的部族、种族、宗教及地区矛盾依然存在。实行多党制后，各国纷纷成立了许多新的政党，它们大多是以部族、种族、地区和宗教利益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因此使非洲国家的固有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非洲的部族就曾是摈弃多党制，改行一党制的重要原因。现在又对政治民主化进程起制约作用，使政党政治向部族政治转化⑦。同部族矛盾和纠纷一样，边界争端仍然经常成为非洲地区冲突的导因，1998年5月爆发的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冲突就是这样。宗教冲突也是引起非洲政局动荡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90年代以来在北非和西非异常活跃，常导致动荡。宗教功能在非洲有正效应和负效应的两重性，这是一个处理起来难度很大的问题。

　　其次，军队干预政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90年代以来，许多非洲国家都建立了文官政府。但是，新政府如果不能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或因管理不当导致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社会出现动乱时，军队仍有可能再度干预政治。在利比里亚和塞拉里昂就是如此。

　　再次，非洲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曾把非洲国家经济不断恶化归罪于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结果，因而，在80年代迫使非洲许多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药方”实行经济结构调整。但是实际上这种“药方”并没有使非洲经济复苏，反而使非洲失去了发展机会，阻碍了非洲经济发展。造成非洲经济困难的因素很多，除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和经济政策失误等原因外，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极其落后的遗产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如已故黑人非洲史学家罗德尼所强调指出的“殖民主义是使非洲成为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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