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后五四时代”，经历了长达半世纪的孤寂困顿，当代新儒家的学术地位，临近世纪之末终於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敬重，向历史讨回了公道。在大陆，大约冰冻了四十来年，新儒家像是应验了因缘和合，终证正果，甚至还意想不到的被一些人炒热，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这时我想起了一则掌故。清初著名布衣诗人吴嘉纪，原来家居滨海穷壤，绝少交游，“其诗孤苦，亦自成一家”。后因某种机缘被周亮工招至广陵，与时流名士交游唱和。王士祯即笑曰：“一个冰冷底吴野人，被君辈弄做火热，可惜！”据说，果然其诗“亦渐落，不终其为魏野、  杨者”（事载王士祯《分甘馀话》卷四）。在我的理解，一个“冷”字，倒也可以道尽当代新儒家的本色和底蕴。他们不只是长期遁避社会运动的上流，潮起潮落我自特立独行，从不凑热闹，甘遭社会的误解与冷落；其精神创造的意蕴，特注重内在的超越，於外在世界则冷峻甚或冷漠，关怀的是属于那种精神之本、价值之源的玄思，“寻一根本上的解决”，而非现实政治，经济，科技等的应世策略（如同现在市面是到处发卖的《智慧大谋略》等等）。即使是身处熙熙攘攘的闹市，人声鼎沸，你也只能在灯火阑珊处依稀可见伊人之芳影。一言喻之，是即世而出世的。现在如若凭着俗缘的依起，虚饰夸张新儒家的作用，深怕新儒家的真精神会在热呼呼的世俗交游中得而复失。如此，倒不如原先的冷寂反於新儒家心安理得。有感於此，觉得对新儒家精神创造的价值定位实在应该冷静且缜密。

当代新儒家突出的贡献是“最哲学”的构建，亦即他们以生命投入，心智炼铸的“无用之用”，而不是“有用之用”。唯其他们的构思精微妙奥，以深刻沉潜的“形而上”的体证而取胜，此乃为“不可思议的思议”，“不可言说的言说”，曲高和寡，鲜有知音。在当今物欲倡明、实用流转的时代，自然不可能成为“显学”。这正是他们不必高倡而悠然自在的价值。

“内圣开出外王”，自儒家倡导以来，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纠缠难解的文化情结，既遮蔽了中国哲学中最具有永恒意义的原始精神，又容易误解了当代新儒家精神创造价值内核的质。具体而微的精神创造，与其创造者所处的时代情境（包括民族、国家情境）自然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最哲学的创造，乃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其所循的路向以及内在的驱动力，与社会演进的轨迹及其情境，绝对不是重叠或平行的。不少研究者费力地抉发阐释当代新儒家的缘起情境，所谓“文化认同”、“西化回应”、“中国性”等等，不能说完全不着边际，但离开其核心价值的奥蕴，不啻有千仞之遥。人的生存困境及其超越，是人类的一切精神创造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当代新儒家真正皈依的旨归。新儒家既以继承道统自任而又兼通新旧、融会中西，就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