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人的生存困境，既来自内在，又来自外在。人从内在来说，精神（心灵）求创造的势能是无限的，肉身（官能）求享受的欲望也是无边无际的，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心与物、理与欲的诘辨。从外在来说，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依赖於天地，应对天地而谋求自身的生存，因此不能不与他人联合，从而创造了与自身相异化的对象，如社会乃至国家等等。这就是天人之辨、群己之辨的意思。内在与外在的困境交织在肉身的生存这一点上，这也就是所有宗教禁忌谴责的焦点聚合在此的缘故。现在我们看到的一部世界精神观念史，简直纷繁复杂，眼花缭乱，各种应答不可能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只能被看作是同一主旋律的不同变奏，是以“完美”为无限追求目标的“圆”中的几个扇面，最终的答案处在永远的制作中，永远的创造中。

当代新儒家对人生存困境的应对及其哲学睿思，从上述深涵的普遍意义和价值来估量，任何“新”或“旧”，“中”或“西”的话语表述都显得相当笨拙。它在整个人类精神创造活动中间，循着一种特别的风格路向。它关注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是综合圆融，而不是分析有界；转向内在省察，而不是外在把握。他们特别强调先验的体悟（直觉），於理性有隔，既不认同於经验理性、工具理性，即与一般意义的纯粹理性、价值理性也有不小的歧异。它们是反理性的，非非理性的，乃至超理性思维的活跃。追求无限、绝对、无差别的无执的“存有”，探索的是克尔凯戈式说的“存在”境界，但又非执着于“存在”的本身。因此，在新儒家那里，“存在”的最高意义是自由意志，自由人格。此处的“自由”，是相对个体形躯存在而言的，是内在的超越而进入浑然无别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决非对於外在、群体、他人或社会的个人意志的主宰，不是对外在世界的支配（如西方的存在主义），最后则归之於“无”而不是“有”。

有人认为当代新儒家的创造和追求，可以归结为“伦理道德象征”。我则认为还不足传达其神韵。它与那种试欲规范於社会的伦理道德截然不同，是就个体对生命的体验而言的，具有与宗教类似的神秘性，是不可言说的。若一定要言说，那就是一种极致的精神提纯，是一种无限向上，去欲去蔽去惑，挣脱一切外界的、内在的业障，向一种圣洁的境界无穷升华的人格创造活动，是心灵的绝对完善，是在人的有限生命中实现心灵通向无限（自由无限心）的那种精神的创造。按照这种理解，在笔者看来，熊十力的“境论”与牟宗三的“自由无限心”是最能传神当代新儒家精神创造的核心价值的。语言对於意境的表达时常显示出它 的无能，假若一定要将这种体证生命的学问无以名之而强名之，此乃所谓“内圣”之学也。它一直往前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儒学，当然与老庄的道学、大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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