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史学的辉煌时代，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当代史或者说本朝史的成功撰述。两宋统治者特别重视修当代史，“订正旧史，以明国论”，[1]数目繁多的诸帝《实录》、国史，即分别为当代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但是，宋人当代史中水平最高，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大的，则是私人所撰三部长编体书。宋人当代史撰述的成功，与长编体这种新体裁关系最大。
司马光创制了长编法。但在司马光那里，长编法仅仅是一个编纂程序，其长编也只是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和加工的编年史初稿，需要作最后的删修定稿，方可成就规范的编年史。[2]到了南宋，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等，则有意识地将长编法独立出来，使之从一种操作方法，修史的一个环节，卓然而为独立的史书体裁——长编体，成就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三部长编体当代史名著。过去，人们认为长编体史书是未遑定稿之作，缺乏从长编到删修定稿这一关键环节。这显然没有体察长编体史家的著述宗旨，没有深入研究这些史书的体例。我们认为，长编体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尝试、实践乃至最后确立，与宋代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精神有着密切关联。当然，历史学自身的发展，也激发了表述方式的更新和创造。
一、当代社会历史的沉痛刺激
赵宋立国，经历了从强到弱以至于亡国这样一个历史剧变。整个北宋，一直面临着与生俱来的内忧外患。改革与守成的斗争、“变”与“不变”的冲突，起码从真、仁二世，便成为笼罩于政坛，波及士林的最大政治命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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