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著述方面，北宋中叶以后，随着政治斗争的频繁，也呈纷纭之势。最明显者，邵伯温、司马光等无祐派及其子弟门生，著私史诋斥、诬蔑变法派，甚至无中生有。到了南宋，先有李纲、宗泽与汪伯彦、黄潜善的矛盾，后有赵鼎、张浚与朱胜非、吕颐浩的政治分歧，再有秦桧专权十六年与主战派的势不两立，可以说矛盾更为复杂，各种势力交织，各派门生子弟均执笔著述，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以致记载事件详略各异，评判人物各执一辞。相对于官书而言，更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撰述者背景各异动机不一，阵营复杂，门户派属私见行诸文字，隐己之恶，掠人之美，几为通病，难以作凭。资料记载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史家在利用时决不可贸然从事，而只有将它们纳入长编体之中，综合考证、参互求索，方可补弊纠偏，扶其偏私，斥其讹谬，平析曲直，恰当弃取，做出高质量的信史。而《长编》、《要录》和《会编》正是在上述资料条件下，利用长编体修纂成功的。 

    总之，无论是人、政策，还是事件、资料都给编写当代史布下了层层障碍。史学家受到现实政治、人事、资料的多方面掣肘，这是既定的先决条件。而南宋三位史学大家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们找到了最恰当的途径——长编体。从而，在夹缝中突出了史家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书、事诸因素的左右，达到了众说“汇而为一”的修史效果和目的。 

三、 编年史传统的转化与更新——长编体确立的内在因素 

    任何一门学科都要随时代的发展而调整自身，同时在发展积累过程中不断寻求更合适的表述方式。因为，表述方式的变革往往也就反映了学者们对学科自身的新认识。中国历史学也不外此理，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一定意义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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