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是非常适宜和恰当的。而徐梦莘则把笔端触及境外，把靖康史放在宋辽金的大空间系统和南北宋交替的时间流中去审视，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去总理历史教训。他也采用了编年体，而且是长编体，并尽量保存原始文献以利他人和后人再度研究。《要录》的作者李心传，则把靖康史作为当代史研究的起点，从发展方向上作审视和总理，紧扣时代脉搏，对高宗一朝，即“中兴始末”的军国大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治史中熔入了强烈的政治意向。他也有意识地选择了长编体。
三位史学大家走的是相同的路。这就是，在社会历史剧变的刺激下，把治史的方向规范于当代史，重视整个历史的走向，关注其与现实的联结点。另一方面，他们总结当代史，共同倾心于长编体，成就了各自的长编体巨著。
二、 体裁选择的客观制约
几乎没有一个史学家不在当代史研究面前颇费踌躇。要刀刻汗青，要完成历史的不朽，并从中实现史家的使命，必须投入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理性。李焘、李心传、徐梦莘都是以私人身份独立修史的，这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业。相对于史局的官方史家，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不便。私人见闻的局限，资料收集的艰苦，处理不当，必然影响“直”、“信”宗旨的贯彻。更为棘手的是，如果不去图解“钦定”标准，则必须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对纷繁广阔的社会历史有总体把握。即，既要作历史学家实录当代历史，又要当好社会病理学家，超越时代的迷障，冷静地探求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寻出基本的经验教训，完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责任。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使他们难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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