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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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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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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我在澳洲应Phd.Mable Lee的邀请，曾有机会在悉尼大学一个中国问题系列论坛上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点就是从关羽何以为“义神”，谈到“义”在中国伦理中具有多重组合功能，如“仁义”、“忠义”、“信义”、“情义”、“孝义”、“节义”、“恩义”、“义勇”等等。而组合功能的取得，应当与使用频率与社会范围成正比。古今学者讨论“义”或者“正义”的论说亦伙矣，但多由典籍引论，概念推衍，鲜见从社会文化角度立论者。这里仅就宋代江湖社会的形成，与“义”使用概念和空间的延展试为申说，并求教正。
传统的“五伦”中，唯有“义”是社会交往的准则。故此处所述“江湖空间”特指社会空间，尤其是由于宋代都市制度变迁形成的公共空间。“江湖”一语自武侠小说标立“现代”以来，已滥用斯极。偶然在google中文版上查阅竟有80万5千条之多，但90%以上都是武侠小说及其电子衍生物的内容。目前论及“江湖”社会的专著论文虽然很多，但大都带有感情色彩，不是推崇快意恩仇，就是贬斥诡异莫测。所据也大都是清末民初的说法。
我以为必须为“江湖社会”寻找一个原点，一个价值中立的定义。还原到宋代，“江湖” 一语至少也有三种主要用法。必也正名，故须对“江湖”一语略为辨析，才能设论于後。
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社会演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之扩大，也造成个人出入家族内外的灵活余地。人流物转既然自中唐已经大兴，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流动趋势。“江湖”社会的空间，亦应运而生。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只有在“平民宗法”和“结拜兄弟”之间出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公共空间，这样的互相补充，交互依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1]
“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的现象，即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平等关系结合体，尤其表现在宋代的城市形态上。盖缘城市作为信息、商品、文化的集散地，是社会发展的天然指标，既集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之大成，又对周边乃至全国起着示范功能和反馈作用，在以农耕文化和宗法氏族为主的中国，这种作用尤为突出。试略述之。首先使用“江湖”一语的是庄子，他的著名比喻是：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咰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2]
即用本义，但又把当时江河湖海辽阔的自然地貌赋予广阔、流动的内涵。在《外篇》的《天运》、《至乐》、《山木》等文中也有类似表述。尤其是当时的江南的河湖纵横，汪洋恣肆，尤成专语，如《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史记·三王世家》述汉武帝封广陵王刘胥的策文中说的“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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