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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所”,作为河道运输和市政管理的常设机构,推动这项政策的持续进展。
以今日视线观之,周世宗的谕令不啻都市“重商主义”宣言,倘非如此,宋代经济就不可能出现黄仁宇所谓“前现代化”问题。论者咸以为这从根本改变了中国都市的发展格局,梁思成对此特别推重,认为“显德二年增修汴河两诏,富于市政设计观念,极堪注目。”而柴荣“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目光者,其所注意之点……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其街道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皆为近代之方法。”[7]
宋代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所以异常繁荣,论者多言其坊里制度的演变。其实更重要的前因在于宋廷继续执行後周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强干弱枝”方略。赵匡胤不仅“杯酒释兵权”,大力削弱地方武力,而且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有效的抑制了地方势力膨胀的任何可能性。《宋史》说:
“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故于兵食为重。”[8]
宋朝分置“禁军”、“厢兵”、“乡兵”和“藩兵”,“凡其材力伎艺有过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为天子自将之军,而且主要职责是卫戍京师,[9]当然也由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水浒传》曾言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初读者每惑“禁军”数量何其多也,其实并非虚言。宋太宗视察汴河决口处时曾说“东京兵甲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至道元年(995年)参知政事张洎奏议汴河重要时,亦称开封之繁盛:“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10]
集结重兵的同时,宋廷又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官僚政府,并颁诏“令自今诸州岁收税租及筦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也就是说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控制,天下的供赋物资都要不惮烦难,先运至京师汴梁,然後再“回纲转输外州”。[11]因此继续後周工程,建成了以开封为中心、以汴河为枢纽,进而连接西北与东南江河之水运纲,河北、陕西、河东三路局部地区之可通水运者,亦有相应设施,并注意水陆联运之利,以向开封漕运粮食。汴京漕运盛时,诸州岁造运船三千多艘,岁运粮食六百万石。四方特产珍异,纷至沓来。京师经济之繁盛,文化之发达,与水上交通之便利关系至为密切,这无疑构成了北宋都市繁荣的坚实基础。如此庞大的漕运体系,造成了人流物转的空前繁盛,足以造成一个广阔的“江湖”空间。後世隐性社会由“漕帮”而起,绝非偶然。[12]
范镇《东斋记事·补遗》说:
“钱俶进宝犀带,太祖顾谓曰:‘朕有三带,与此盖不同。’俶请宣示。上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愧服。”
可见赵匡胤对于经营汴梁运河的得意。“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的确为汴梁带来了巨大的商机,首先是邸店住宿、货物存放问题。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言,负责浚汴的北周大将周景理解柴荣意图,首先“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後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1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也明说周景威起楼有假公济私之嫌,“实所以规利也”。[14] 不仅如此,还有以供房出租,私人获利者。“景德中(998~1007年)有司言京师民僦官舍,居人获利多而输官少,乞增所输,许夺赁。若人重迁,必自增其数。上曰:岂不太刻耶?先帝屡常止绝,其申戒之。” 蔡襄曾有《乞罢晏殊宰相奏》言:
“臣窃见宰臣晏殊,自登枢府,及为宰相,首尾数年,不合奇谋异略,以了国事,唯务私家,营置资产。见於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军人,日夕苦役,怨讟之言,闻於道路。”[15]
可见京师的大官僚也参与了这种“射利”的勾当。正是这种优惠政策,使汴梁迅速繁华起来。同时都市的市集和最繁华的商业区域,也作为漕运向都市内部的延伸而沿河散布,彻底打破了坊里制度的封闭格局,深刻影响了汴梁城市续後的演进。沿汴设市的好处,是在商业之外还连带加工业的繁荣。比如饮茶已是北宋普遍习俗,尤其末茶为百姓日需,《宋史·食货志下六》云: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许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揉和者募人告,一两赏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贾贩茶应往府界及在京师,须令产茶山场州军给引,并赴京场中卖,犯者依私贩腊茶法。……崇宁二年,提举京城茶场所奏:‘绍圣初,兴复水磨,岁收二十六万余缗。四年,于长葛等处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余所,自辅郡榷法罢,遂失其利,请复举行。’从之。……四年,收息四百万贯有奇,比旧三倍,遂创月进。”
仅此一端,即知漕河两岸加工业之发达,以及榷税利于国用之便。《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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