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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 陶宗仪《说郛》引《殷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飞开。其一人曰:“腰缠
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欲兼三者。”咸淳《古尊宿语录》卷四十七《东林颂》:“快骑骏马上高楼。南北东西得自由。最好腰缠十万贯。更来骑鹤下扬州。”拙文《李晟与「关公斩蚩尤」传说》(待发表)曾略论及中唐以来乐府诗题“估客乐”吟咏内容的变化及有关扬州的繁华传说,说明新兴的商业城市和漕运贸易的关系非常密切。权德舆(759-818)为宪宗朝名相,以立朝端正而在贞元、元和间称“缙绅羽仪”,但在扬州感官却受到极大刺激,吟诗从“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八方称辐辏,五达如砥平”的繁华,描绘到“交驰流水毂,迥按浮云甍。青楼旭日映,绿野春风晴。喷玉光照地,颦蛾价倾城。灯前互巧笑,陌上相逢迎。飘摇翠竹薄,掩映红襦明。兰麝远不散,管弦闲自清”的绮丽,最後竟然发出了“且申今日欢,莫务身後名。肯学诸儒辈,书窗误一生” 的感慨。(《全唐诗》卷十二)。可见“扬州模式”对京城大员的冲击。以今证古,谁曰不然?
[3][3] 《宋史·范质传》:“世宗初征淮南,驻寿、濠,锐意攻取,且议行幸扬州。质以师老,与王溥泣谏乃止。”可见柴荣对于扬州兴趣之浓。北宋扬州有所恢复,但已成为汴梁的附庸。沈括曾言‘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扬州之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舆地纪胜》卷三十七)南宋时由于地处宋金前线,又受到李全破坏,遂不复旧观。故《容斋随笔》卷九《扬州之盛》感慨说:唐末以後“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又毁于显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可知扬州在五代时期亦有再生恢复能力。元代疏通南北大运河,扬州又再现繁荣,优势俱在漕运。值得强调的是扩汴城是令赵匡胤跑马圈地,征扬州亦是赵奋勇争先。作为柴荣的亲信权臣,也许他更多了解柴荣的权谋机变和治国方略,所以能把建汴方针坚持下去。[4][4] 1853年6月10日,马克思在一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6月25日3804号发表)写的时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提出了了一个远非深思熟虑的观点:“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来说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版,145-146页)以现代常识而言,这段话的论据和论证都经不起检验。比如东方政府制度相当繁杂,远非三个只负“掠夺”之责的部门;比如撒哈拉到青藏高原不是同一气候地质季风带,形成沙漠的原因也不同;比如东方的文明发展程度并不“太低”,尤其是和农耕时代的“西方”相比,等等。百余年后德裔美籍学者卡尔·魏特夫(Karl A.Wittfogel)摭拾此说,加以引申发挥,在所著《东方专制主义——对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断言“东方专制主义”源自“水文化”,在9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引起兴趣、应合和讨论。(参李祖德、陈启能著《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近年韩国宋荣培博士有《儒家思想、儒家式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ongrujia.htm)中对上述说法进行了全面质疑。,但中国的水资源及其管理体制不仅要考虑到“全流域治理”的管理需要,即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亦应包含续後的“内陆及海运漕运支持体制”,即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规模及进程。这是一个相关而内容更加庞杂的专门问题。前辈学者如史念海《中国的运河》,許辉《唐宋运河论述》、何荣昌《唐宋运河與江南社会经济的發展》、朱瑞熙的《大运河和唐宋帝国的统一》等专著专论亦对运河漕运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论述详瞻,自可参考。略带一笔,以示关注。

汴京商业网如何沿城市水系演变发展,鉴于资料不够完备,是一个微妙而难以证实的问题,而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由相关法令记述入手的思路颇可称道。其中元丰年间有好几条材料涉及到开封的街市问题,例如元丰二年(1079年)由修完京城所申请批准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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