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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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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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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录》还描述了另一个细节：
“汴渠旧例十月闭口，则舟楫不行。王荆公当国，欲通冬运，遂不令闭口。水既浅涩，舟不可行，而流冰颇损舟楫。于是以脚船数十，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京师有谚语曰：‘昔有磨磨浆水，今见碓捣冬凌。’”
可知汴河漕运作为都市的支持供应体系，已经到了须臾不可脱离的程度。随着的人员幅集，城市扩大，原先在外城的十三间房、大相国寺和州桥一带，反而成为汴京中心最繁华的地带。[16]这样汴河不但成为漕运向都市水系的延伸，而且成为都市交通运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北宋城市建设的又一项重大突破，并且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坊里制的商业布局，造成汴梁异常繁华的又一直接原因。讨论汴京突破坊里制度的中外论文很多，但大都是从城市制度的改变立论，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发生这种改变的经济因素。《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所以沿汴河展开，不仅是绘画构图的需要，更反映着汴梁城市商业格局水陆并行的生动现实。[17]
[1] 载《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
[2] 《新唐书·忠义·张巡许远传》评赞。
[3] 同上，170-171页。
[4] 《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亦有记载，文字稍有不同。
[5]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二九四。
[6]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
[7]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高等院校内部交流讲义，转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页275页注释⑤）。
[8] 《宋史·食货志·漕运》。
[9] 《宋史·兵志一》：“禁兵者……皆以守京师，备征伐。”陈师道《上曾枢密书》：“开封无丘山川泽之阻，为四战之地，故太祖以兵为卫，畿内常用十四万人。”（《宋文鉴》卷一百一十九）以此观之，开封为首都的选择，忽略了‘四战之地’的战略劣势，正是宋代重商主义建国方略的产物。
[10] 《宋史·志·河渠三》。
[11] 《宋史·食货志上·漕运》：“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缘为奸，运舟或附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纲转输外州，主藏吏给纳邀滞，于是擅贸易官物者有之。”是官僚体制运转不灵，故转输者须以官船挟带私货规利的证据。
[12] 李世瑜、吕宗力、栾保群为提倡“社会历史学（Social History）”，曾编选了一套《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河北人
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辑入20世纪30-40年代著作多种。其中关于青帮的起源说法不一，孙悦民《家理宝鉴》以为起于安徽安庆，後讹为“安清帮”；朱琳《洪门志》以为源于乾隆时“漕运不靖，粮运不行”；生可《青红帮黑幕》言青帮源于乾隆时“运粮船只屡遭寇劫”；陈国屏《清门考源》则以为是由康熙年间“漕河各岸夫役结合一团体曰粮米帮”转化而来；李子峰《海底》说哥老会起于同治间湘勇撤营，在湘水袭劫两广总督李某之弟的财务百余船。而以天津社科院李世瑜之《青帮早期组织考略》最为明晰。（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286-303页。）这些说法大都基于民间秘密会社“不立文字”的口头传说，但都不约而同地归结到漕运问题。我以为固然渊源有自，但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宋代以来中国庞大的漕运，仅仅依赖官僚体制，是不能满足其贡赋以外民间商贸千差万别需要的，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非政治性支持体系和协调机制，以及由此而至的更大公共社会空间。
[13] 如何处理“十三间楼”规模“逾制”的问题，是周世宗推行“重商主义”的一个证明。这处所在後来成为“大东京地区”的
中心。《宋会要·舆服、臣庶服》规定“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对临街铺面房的
建筑规制实行了特别优惠的政策。杨宽对此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参该书283-284页。
[14] 曾巩《隆平集》卷三。
[15] 《全宋文》第23册，672页。
[16] 参《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宮宇”、“州桥夜市”、“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相国寺内万姓交易”诸条，此凡谈汴京繁华者例皆引之，故不赘。
[17] 研究《清明上河图》与汴梁城市面貌的专著有多种，杨宽综合其说，以为“先描绘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景色，有些是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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