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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划布局因此作过调和处理。清承明制,内城复由八旗分驻,则又形成新的典制。
[3] 日人斯波义雄《宋代商业史研究》(1968年出版)和《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1988年出版)向为宋史研究者重视。笔者草完此节之後才读到《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颇有“先得我心”的欣喜,且论述重点恰好弥补了本文所略,如临安的商业布局特点,请参该书“城市化的局面和事例”一节。他的“400年周期说”笔者也深有同感。
[4] 刘敦桢《中国建筑师》第六章第三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图181-182页,文183页。
[5]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之《贾似道买公田》。
[6] 王巩《闻见近录》:“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国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宴设,必招‘河市乐人’者,由此也。”可知“河市”兴盛缘由概貌。案王巩为王旦之孙,书法家,苏轼友人,曾因乌台诗案“除名勒停,全州编管”。

宋代的社会性质是一个聚讼已久的问题。中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属于“封建社会”,而国外学者则有以为是“近代社会”的发端者。[1]因为两种说法不在同一理论坐标体系上,因而没有发生正面的争论和碰撞。但是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律视为马克思“五阶段论”中的“封建社会”的说法已经受到了挑战,这也许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分期和不同时代社会性质的问题。本文称宋代为“重商主义”,就是在争论明晰之前一个替代性的说法。
司马迁就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他在《货殖列传》缕述先秦西汉的“牟利冲动”以後,总结道: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恰好也是以“水”为喻,用“水之趋下”,来表征後世市场经济论者以“看不见的手”改变社会的巨大能量的。[2]邵雍总结宋朝建国有五件事是“唐虞而下所未及者”,首先标举的就是“革命之日,市不易肆。”[3]把不干扰商业当作和平换代的第一指标。而两宋漕运的繁荣,正是窥知当时市场经济的主要指标之一。
随着漕运网络的浸润,首先是都市通衢内河网交错,接着是水路或水陆交会点出现新兴的商业市镇,再次是沿岸圩墟市集依次铺排,那些“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商贩估客亦如水之流转,昼夜不休,穿梭其间,无孔不入。就像血脉运行于周身,必定会灌注于四肢百骸。他们既已逸出农本社会和家族宗亲,故需自成体系。传统官僚体制除了征税及官司以外,亦难以介入。商业从来不会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任何一笔远程交易的背后,必然都有一个供应和消纳体系给予支持,中外古今亦然。这是一个日渐增长的社会空间,就成为传统体制管理最为薄弱甚至空白所在,所以能生长出新的价值观念、信仰系统、社交需求、礼仪形式和“自组织”(autopoietic organization)、“自治性组织”(self-management),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宋代城市中的各种组织,包括“行”、“肆”、“会”、“团”等,意义功能都和农村大不相同。日人加藤繁对唐宋商业组织曾有深入研究,故不具论。[4]明清时期盛行的以地域或者行业形式建立起来的“会馆制度”,即是宋代类似社团的某种延续。新兴民间组织除了商业型社团外,还包括娱乐型、互济型、军事型、宗教型和文人结社型等多种形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有所罗列,可以参看。[5]政治型的秘密社团,应当是这一连串组织中最後才出现的。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指出:“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宋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但我据《宋史·地理志》统计,北宋五万户以上的府州军达到122个,十万户以上的53个,超过50万人以上的9个,其中太原124万,潭州96万,吉州95万,赣州70万,还有成都、汉州、洪州、大名、京兆。[6]奇怪的是连《东京梦华录》极力描摹的汴梁,和柳永“参差十万人家”形容的杭州都还未达到这个程度,以今方古,可以想象流动人口在繁荣中心都市所起的巨大作用。
宋代航运技术的不断发展,也证实着这方面的巨大需求。商业贸易性海运的发展,促使宋人在使用指南针和海图之外,船匠也不断创新。中国的远洋巨型海船已有四层舱室和水密隔舱。且造船数量庞大,每年造船3000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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