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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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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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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申的意义，则是与“魏阙”、“庙堂”对举，含有“隐居”、“退处”的意思，这也首见于《庄子》。《外篇·让王》中说：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可知“隐岩穴”即是“身在江海之上，为于布衣之士”。後人反复吟咏这个对举，或者两者对立，如《旧唐书》本传述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白居易“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崔玄亮“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新唐书·文学传》“天宝後，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以至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之类；或者两者兼容，最为人传诵的即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江湖”之第三义则出于《史记·货殖列传》叙范蠡事：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而《史记·三王世家》传汉武帝封齐王刘闳、广陵王刘胥的策文，曾言“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则知范蠡变名易姓之所在，本不习于礼义，而擅鱼盐矿冶之利，以其舟楫交通之便，故能“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注意力集中于抓商机，而不必看上司脸色。
宋人周淙撰《乾道临安志》卷第二言：
“吴地，古扬州之境也。……《隋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曰：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国史·地理志·总叙》：两浙路以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 [3]
此处所指“江湖”，兼及地貌特征与治贾善生，鬼神淫祀。虽引前人之说，亦为时人自道。可知漕运及水上贸易大兴于宋代，尤其是南宋，亦有民俗方面的重要渊源。“江湖”究指何所，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我曾提出：
“中国自周以来‘以农立国’，‘以农为本’，长期还以井田制为社会理想范式，并以此为中心设计出一整套政治和管理制度来。‘离土离乡’意味着逸出传统的范式制度之外，其流动隐秘，生计无常的特性，又使这些游民往往具有破坏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难管理的一类阶层。从农本社会的观念出发，这些离土离乡，游踪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为业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张，所为可疑，坑蒙拐骗之辈。常言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其此之谓也。这类角色恰合庄子‘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构成传统中国社会丰富的人物谱系。”[4]
从概念贯通的意义上说，本文所论“江湖”亦包容以上三义。因为第一是两宋主要取赋东南，故两京端赖舟楫交通，属于“浮在水面上”的繁华都市；第二是朝臣赋闲，或者文士转徙调动，每叹不得其志用，都是以“江湖”自况，正显示着他们此刻的平民立场（限于篇幅，本文从略）；第三是航运交通贸易及其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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