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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地与民创屋而为“面市”,明确官地民商的分利原则;入京商货先运至泗州,“官置场堆垛”再用官船运达京师,私船不许入汴,实行官船垄断;元丰八年(1085年)颁诏令修完京城所管属的“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俱罢。”停止若干官办商业机构;御史黄洚上奏请求罢免新兴行市地税,谈到“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许人断赁”的问题,明确沿汴空地允许租赁;废止征收各行商人的“免行钱”(既免除行役的钱),并把汴河提岸司和修完京城所的房廊和岁收课利,拨给户部左曹掌管征收。中书省决定“除代还免行钱外,余充本曹年计”,据称受惠的各行商人多达6400多行,免除总额4万3千多缗,目的是减少中间环节,惠商利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变“地税”为“国税”。[1]这些措施的本意无论是奖励还是抑制民商,都反映出利用沿汴闲置官地谋利的思路。宋神宗逝于元丰八年三月,随即高太后用司马光尽变王安石新法,考虑到上述事件横亘在新旧两“党”政策交替的关键时刻,围绕汴河两岸的法令变化就更有意味了。
南宋都城临安地处水乡泽国,本是古越“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之旧地,东南财赋输入京师愈加方便,漕运则直接连接闽广海外,也更加发达。故宋室南迁之後承袭“商业立市”的“祖宗家法”,很快就从连年战祸中恢复发展起来,繁华程度甚至超越汴梁。[2]临水建市的特点也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今观宋人记载的临安各市多设在桥头,就因为桥头正是水陆交会之处,最易满足运输和交易的双重方便。在城市空地和桥头上做买卖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资金规模达不到相当程度,即便城市管理部门缉拿追捕,有意驱街头集市之“行商”变为赁屋经商的“坐贾”,成效也是有限的。[3]
又如平江府是南宋第二大都市,白居易诗言“霅川(今湖州)殊冷僻,茂苑(今苏州)太繁雄。惟有钱塘郡(今杭州),闲忙正适中。”“曾赞钱塘兼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可知中唐苏州也依仗水运之便,略胜钱塘而追摹扬州。五代时地方藩镇孙儒曾攻陷苏州造成破坏,更大灾难是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人入平江,纵兵焚掠”,“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廪库积聚。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士民“迁避不及遭杀者十之六七……死者甚众,一城殆空”。但由今存南宋碑刻《平江图》(绍定二年,1229年)看,重建之苏州城市井然有序,注明名称的桥梁就有304座,规划亦展示出重商特色:“交通方面的特点是安排了水道和陆道两套系统,除了街道外,城墙各有河一道,城内的河道又有干线和弥补的分渠。大部分分渠采取东西方向,构成与街道相辅助的交通网,使住宅、商店和作坊都是前街後河。”[4]分渠就像毛细血管分布到城市的每一单元。故黄仁宇以为: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20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後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後32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5]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宋代新兴城市大多是沿江河湖海和漕运干线分布的。这和宋代管理制度的沿革颇有关系,赵匡胤分全国行政区为十三道,设置诸道转运使以总财赋;赵匡义又分全国为十五路,并强化职责,“经济挂帅”,以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悉皆委于转运使。随着经济区域性功能的发展演变,真宗时再分为十八路,神宗时二十三路,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增加到二十四路。所设衙门转运司亦称“漕司”,此即见出漕运职司之重。行政区域细化的目的,主要是为增加对于中央的贡赋,但也反映出处于漕运水系交叉处的商品集散地,已经作为城市中心地位也在不断提升的事实。[6]此亦专门性课题,南宋方志多详载地方经济管理官吏的数量及分布状况,幸望研究者注意。 




[1] 分别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八、三五九、三六八。
[2] 这种风习延续到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最重要的表征是郭守敬设计北京的水系,使什刹海既是漕运终点,又是元大都最大的集
市和娱乐场所。明朝重申“重本抑末”的国策,建都时亦遵从《周礼》“政治挂帅”,城市水系设计和整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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