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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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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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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很矮的草屋，有些是以草屋和瓦屋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组房屋。接着描绘的是汴河上的‘市桥’及其周围的街市。再进一步又
描绘到城门口街市以及十字街头街市的情景。其中还用三分之一篇幅描绘了这一段汴河的航运。”“画中的市桥……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东水门外七里的虹桥，这是可信的。”（参该书316-317页） 中国古代都市建设规划本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说法。《考工记·三礼图》还绘有周王城的示意图。[1][1]城市水源除了饮用之外，另一个重要功能便是防御，甃池以为险，即孟子所谓“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俗称“护城河”。第三个用途才是帝王苑囿的铺排点缀。从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附图看来，把漕运水系引入城市作商业交通之需，恐怕始于亟需就食淮米的中唐洛阳。洛阳郭城由洛水中分，而北、南、西三个主要市场，则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济渠。窃以为中国古代城市格局的突破，正是由此开始的。而真正的变革则来自漕运的起点扬州。
中唐扬州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商业都会，完全得益于它居于漕运骨干水系的黄金位置。唐人张祜《月明桥》“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李绅《宿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都是从水陆商道交会的景观，来描摹扬州的商业繁华。当时的漕运水系也深入到了都市内部的交易场所，并且留下了後人艳羡的繁荣神话：“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2][2]
曾经盛极一时的扬州，或许正是柴荣改建汴梁的“粉本”。理由有四：
一是柴荣的两项诏令，都与征南唐事相踵接。亲征扬州正横亘在他两道诏令的中间。据《资治通鉴》，他下令扩城的第二天，就诏求《开边策》，王朴上书即言先攻南唐的战略。在进攻的准备阶段，他已经盘算过投入产出的效益，
“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上谋击唐，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上曰：‘数年之後，必获其利。’……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悉命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第二是柴荣很注意保护扬州，显德三年亲征扬州时，先“诇知扬州无备”，才“命韩令坤等将兵袭之，戒以毋得残民；其李氏陵寝，遣人与李氏人共守护之。”又于显德五年两次“至扬州，命韩令坤发丁夫万馀，筑故城之东南隅为小城以治之。”[3][3]著名的“浚汴口”诏令，正是在扬州发出的。显德六年二月，又“命王朴如河阴按行河堤，立斗门于汴口。壬午，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甲申，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颍之漕，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发畿内及滑、亳丁夫数千以供其役。”如果不是他此年病逝，漕运工程和扬州建设不知还会有多大的动静。
第三，柴荣根底上就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重商思想或者与其曾经身为估客的经历有关。《旧五代史·世宗纪》言郭威尝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经度，资用获济。”陶岳《五代史补》则言：“世宗在民间，尝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贩卖茶货。”司马光也说他“应机决策，出人意表。又勤于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擿伏，聪察如神。”
第四是柴荣早有快速“致太平”的设想，陶岳《五代史补》：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运祚速而功业不就，以王朴精究术数，一旦从容问之曰：‘朕当得几年？’对曰‘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天高听卑，自当蒙福。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桥关回戈，未到关而晏驾，计在位止及五年余六个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数也，盖朴婉而言之。”
三个“十年”之说，也符合他锐意进取的一贯作为。套用今日之“深圳模式”一语，那么依赖水利漕运之便，迅速实现商业化大都会的“扬州模式”，当能予後人以启示，这应该是周世宗革除旧制，创立新规的动力。于是才会出现新型的“汴梁模式”，即以京师为中心，以商业经济带动政治、军事、文化一体发展的新型大都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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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考工记》。参刘敦桢《中国建筑史》第二版，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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