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编纂史上最早确立的是编年体。五经之一的《春秋》即是最早的编年史。稍后的《左传》，更是一部编年体煌煌巨著。二者以其崇高的地位确立了编年史的体例和传统。到了汉代，天才史家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后，纪传体才另开一枝。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与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比较适应，满足了一定的作史要求和目的，所以为后代所继承，也被封建王朝尊为“正史之体”。但是，纪传体独霸史坛之后，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足之处是明显的，尤其是纪传体断代史。唐之刘知几，宋之郑樵，都对之有过非议和驳难。尤其，纪传体明显地不适于对当代史的，当代史研究中所要涉及的价值评判、政治评价、鉴知等，作为当代人总有些难以定案、难作定评。 

    编年体在其长期发展中，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刘知几说这种体裁“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序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列重出。”[22]长处的确不少。但是，编年体长期难以与纪传体对垒。司马光作了深入探索和实践，将其操作程序规范为先搜集各种记载成从目，然后作资料长编，最后再删修定稿这样互为衔接的三部曲。于是，人们发现，作长编是编年体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无力量或条件不成熟时，仅利用长编法也可以成就史学著作。这样，长编的独立是自然而然且又切实可行的事，它不仅是编年体传统的体现，而且是其更新和发展。 

    当然，李焘曾说过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未成书”的话，又说等以后由司马光一类大家来定稿等。同时的大学者吕祖谦也曾在给李焘的信中建议将《长编》删削定稿。而且象《长编》等宋代长编体名著的注文中也多有“待考”之类的未定之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的独创性和独立性。因为，我们稍为考察便不难发现，作长编的方法远承古籍校勘中的异同校勘记，正文体现作者倾向，注文表示异同。如果说校异同属于校勘古籍的一种校勘法，那么，长编法也可以作为写作史书的一种体例。所以，李焘自称未定稿云云，正可解释为聪明的自谦。尤其，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与编年、纪传一样，也确有自己的规格和特点。它一经确立，便在各方面凸现出了当代史编写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其一：用长编体编写当代史，最能总结朝代兴亡的教训。长编体继承了《左传》、《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名著的传统，详记当代史上有关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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