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不可回避现实政治的敏感性。 

    历史学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修史作为现实政治的组成部分，往往浓缩了政治斗争的全部。两宋政坛上，频繁、激烈、严酷的党争，客观上给史学家研究当代史布下层层障碍。不同派系的子孙、门生故吏，散处于现实政坛的各个角落，甚至和史学家同期共事，这不能不影响和左右着修史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把持着资料的诠释权、记载权，在最原始的材料上打上党派私见的烙印，造成失实。比如，欧阳修作《范仲淹神道碑》，其中记叙范仲淹晚年与政敌吕夷简“欢然相得，戮力平贼”。而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却以为有辱乃翁，削去此事。欧阳修虽大为不快，但亦无可奈何。[12]另如，张方平本是平庸之辈，无甚可称道的大政绩，曾受到司马光的尖锐抨击。但他曾识拔过三苏父子，故苏轼作司马光《神道碑》时，有意略去其事，而且写文著书，“十分说他（指张方平）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之。介甫（王安石）文字中有说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13]这就造成对张方平评价认识上的有违真实。再如，有关南宋名臣张浚的记载，多以朱熹所作《张浚行状》为蓝本，但张浚之子张栻和朱熹同为理学大家，关系极洽，所以，《行状》之作多有不实。[14]朱熹后来曾作检讨，说自己“十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实，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后见它书所记多不同，常以为恨。”[15]可见实录、信史之难。经过此事，朱熹更为谨慎了。所以，当赵鼎的后代再来找他作《赵鼎行状》时，他只是不允。《朱子语类》曾载： 

    问：赵忠简（鼎）行状，他家弟子欲属笔于先生，先生不许，莫不以为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 

    曰：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实，朝廷或来取索，则为不便。如某向来《张魏公行状》，亦只凭钦夫（张栻）写来事实做将去，后见《光尧实录》，其中煞有不相应处，故于这般文字不敢轻易下笔。《赵忠简行状》，向亦尝为看一过，其中煞有与魏公同处。或有一事，张氏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张公，赵公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赵公。某既作了魏公（张浚）底，以为出于张公，今又如何说是赵公耶。[16] 

    朱熹将自己执意不写赵鼎《行状》的苦衷，向学生推心置腹地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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