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明白。他认为，其一，张浚、赵鼎都是南宋政坛上的关键人物，同事高宗一朝，都有极大的政治影响，门生子弟遍布朝野，所以写他们二人的行状，是太敏感了，太关“利害”了；其二，张、赵二相功过尚未有定评，而双方子弟均挟私意，功同归己，过则予人。自己既作了张浚行状，上当受骗过一次，所以赵鼎《行状》最好回避，以免错上加错，有违史家良知。朱熹讲的都是事实，理由也充足。但也不是没有更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完全可以作个客观的史家，去理清个中公案。但他没有勇气去纠正，却象逃避瘟疫一样回避了，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别人，要人家去“仔细推究，参考当时事实，庶得其实而无牴牾耳。”可见，一旦事关现实利害，连朱熹这样的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所以，理清历史，超越利害顾虑去作信史，只有留待更具责任心的史家。长编体史家李焘、李心传、徐梦莘，正是这样富有责任心的史学大家。
其二，政策的影响。
每项政策都有它产生的广泛社会基础，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制定实施和运作之后又会产生深浅不等的影响，并有其延续性。即使一项政策运行不久便给取消了，它仍然会有遗痕，不会马上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消声匿迹。尤其是当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国策，更是如此。史学家处在当代社会之中，处在以各种政策为主导的现实生活中，要做当代史，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一，客观的，即史家对某些重大政策不能或不容许有异议；其二，主观的，即史家在研究以政策为主导的当代史时，限于自己的认识水平，尚不能对之作科学的认识。
无论是客观的“难”还是主观的“难”，都回避不了一个事实，即，本朝史上的一些重大政策，首先就是当代史编写中应反映的主干内容，一旦舍去，史学著作便失去了应有的份量。所以，史学家必须给予政策以实事求是的记叙，并作出恰当的分析评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采取科学认真的态度，搜集各方面的史料记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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