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事件的影响。 

    整个赵宋，有许多难作定评的大事件。举其要者，北宋有所谓：陈桥兵变、斧声烛影、涪陵之迁、元佐贬庶、宋后之丧、庆历党议、熙丰变法、元祐更化、宋末党争、海上之盟、靖康之难等；南宋则有建炎复辟、楚齐叛伪、秦桧专权、主和主战、诬杀岳飞等。这些一代大事，关涉整个当代史的军国大政。各方记载又参差不齐，或略或疏，舛牾迭出；或隐约其辞，了无定凭。但撰写本朝历史又绝不可回避。这就要求史家根据各种相关记载，不舍蛛丝马迹，索隐钩沉，参互求证，“取众说而质之”，毕现历史真相，得出平实的结论。 

    其四：资料情况。 

    长编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收集最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资料，加以甄别考辨。如果相互歧异的资料少，那就不必采用长编体。而宋代有关本朝史的著述，恰恰非常纷繁而复杂，其歧异与矛盾，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因为人、事、政策的影响，因为记载者政治倾向、立场、观点的不同，因为现实政治斗争的频繁，宋人特重白纸黑字，相信历史记载的“利害”。因而，各式各样的官史，私史充斥、不同程度地“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就官方史书而言，无论是最原始的起居注、时政纪，还是在不同背景下修成的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无不充满着矛盾岐异，打上了皇权干预和权臣私意的烙印，以致实录不实、正史不正，“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比如：北宋的实录，太祖实录曾两次修纂，后录即是在宋太宗干预下重修的，充满迎合和避忌。[18]神宗实录至有三修。元祐史臣修者诋毁新法，蔡卞、林希重修者贬斥元祐，故有朱墨本。到了南宋，高宗、赵鼎令元祐史臣之子范冲三修，力为宣仁太后辨诬，攻击王安石变法。[19]相应，哲宗实录，也经两修。初由蔡京主之，分前后录两部分，“京之意，以宣仁垂帘时，政非出于上（哲宗），故分前录，盖厚诬也。”[20]实质上，这是新旧两党政治斗争在修史上的反映。再如，高宗朝《日历》，即受到权臣秦桧的篡改。[21]所以无论北宋或南宗，官修史书私意曲笔之处比比皆是，且“是非凡几易”，问题太多了。修当代史尽管要使用这些史书，但必须做到明其弊、去其讹、断其疑，尤其要重新审视其是非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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