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梦莘也走了几乎相同的道路。在《三朝北盟会编》自序中，他毫不掩饰地讲：“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之为中国患久矣，……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易且酷也。”[8]同样，是靖康亡国史使他痛心疾首，引发了他的著史宗旨，他要究其源、竟其因，从更大的历史场面来研究当代史。 

    相对于李焘和徐梦莘，李心传是位晚辈。这位下第之余绝意场屋的史臣后代，从少年时代即对史学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经世之学中没有比史学更重要的了。他关注的是赵宋中兴史，也即南宋的现代史。但中兴之源也始于靖康，客观上无从回避，于是在《要录》中，他不惜破例为体，将笔端追触至北宋的政和、宣和年间，他解释说： 

    臣谨按：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已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9]在李心传看来，历史并不遥远，而是与现实胶着在一起的。于是靖康之耻也成为他研究当代史的触发点。在使用有关靖康史的《钦宗实录》以及《孤臣泣血录》、《痛哭流涕编》等书时，他特别感叹道：“蔡绦《国史后补》所谓‘国家破辱，皆在端成殿’，即指此也。”[10]又说：“此据《孤臣泣血录》。《三国谋谟录》亦有之，其进书序云：‘编成此书，以代尝胆之苦，庶几会稽之耻未忘，东门之役必报。’今从之。”他一样地对靖康之耻切愤于胸，感慨万端，从而以靖康史为缘起，走入当代史的研究。 

    与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相比，李焘，徐梦莘，李心传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沉浸于国难国耻的苦楚之中，而是把冷峻的目光投得更远，在整个赵宋历史中探究历史嬗变的奥妙，总结教训，得出现实对策，将自己的报国热情建立于理性思考之上，从而使自己的历史研究真正有补于时。 

    于是，李焘痛感靖康之耻，去规划他的北宋史巨著。在他的思考中，北宋从建国到靖康亡国，实是一个割不断的整体。他第一个创造性地将长编法独立为一种著史体例，明确指出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11]从而写出了960卷的长编体巨著《长编》。对于他的治史大旨而言，长编体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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