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尝试思之，无著可下手。……每读其书（《徽宗实录》），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可做得应节拍。[3]是的，历史有时确令人“头痛”，更何况是宋室的灾难史呢！但否定并不等于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忍痛研究，检讨历史，为中兴赵宋得出现实对策。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南宋士大夫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反思：哲学家们去思考、重构他们认为的根本命题，去理会理学；政治家们去探索抗战立国以至中兴的现实国策；文学家们在诗文中喊出爱国的主题，等等。 

    处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史学家则走着另一条路。“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使他们更为深邃，何况这个“古”对他们来讲，正是自己的当代史呢！他们有观照社会历史，观照现实的独特角度，冷静而又激情满怀，满腔的历史精神不时迸发。试看研究靖康史的专著，仅其书名，亦令数百年后的读者激动而深思：《呻吟录》、《孤臣泣血录》、《靖康要盟录》、《乱华录》、《靖康建炎忠义录》、《痛定录》、《痛哭流涕编》、《靖康要录》、《靖康录》、《靖康遗录》、《靖康余录》等等。我们丝毫不觉得这些史书的作者在玩弄词藻，反而感切到他们悲愤、彷徨、哀惋的心灵，感切到他们痛定思痛的感情激流。时代命运与历史学本身的使命，促使他们将思考研究的对象聚焦于当代史。对他们来讲，尽管最高统治者和权臣有种种禁令，如宋高宗赵构就声色俱厉地宣称“此（指研究靖康史事）尤为害事”，[4]支持秦桧严私史之禁，不让历史学家重提北宋亡国之耻。但是，有良知、有使命感的史家，并没有视当代史为禁区，他们围绕靖康国耻，痛心疾首地检讨本朝史，思考着国家的现状和未来。 

    历史学在这个时期显示了赵宋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机与魅力。北宋史尤其靖康之耻本身和它的刺激效应，成了史学家们关注当代史的契机。在这个群体中，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三位大家的史学意识和创新精神尤为突出。 

    李焘、徐梦莘二人直接经历了南北宋之交的历史灾难。北宋败亡、南宋动荡、宋金矛盾激烈、现实形势严峻，是他们共同的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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