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阳明的心学更为亲缘，即使与东西方洪荒时代萌发的神话、巫术、宗教也灵犀相通。西方两度对理性的怀疑与反动（一次是中世纪初期，宗教神学的兴起，一次是当代反省“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哲学思潮，新神学运动），许多睿识洞可见均可以找到不谋而合的印证；在理性的思潮中，诸如康德，黑格尔，也使新儒家找到了思维跳跃的阶梯。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文纳，兼容 东西方诸多家（不只是儒家），而又明显有别於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一种思想路向，是寻求自由人格（还不是理想人格所能表述的，高於理想人格的人格创造）的一次最哲学的创造，对於全人类处境的完善净化具有普遍性格的一种睿思玄想。就象乔伊斯在《在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最后一页写道：“生活，我准备第一百万次去接触经验的现实。并在我心灵的作坊中铸造出我的民族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良心”。也非常像歌德说的那段话：“生活在理想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最哲学的睿思是诗“的思维，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绝议论穷思维，含蓄无限。於此，我们再一次在同一主题的旋律变奏中体验到了学术与艺术的交会。
从原始儒学，到宋明新儒学，到当代新儒学，一次次的思想变革，哲学的意味越来越浓重。越来越趋向内在，外在的价值色彩也越来越淡出。“内圣”之学逐渐超越了“价值理性”而成为一种更富本性的“生命超理性”（在这里，理性用语仍不妥贴，姑且曰：超理性）。不无惋惜的（当然，这纯粹是个人冒昧的拙见），当代新儒家既标榜“归宗儒学”，就下意识地 不愿截断儒学的尘缘，在“摄智归仁”的同时还藕断丝连着另一主题：“内圣开出外王”。对此，极富原创性的当代新儒家的有些代表人物在内心并非没有疑处和犹豫的，如牟宗三即明言“旧内圣开不出新外王”，而熊十力终究没有写出他毕生想写成的《量论》。但是另外一些新儒家及其信仰者似乎仍信心十足，说新儒家是要“通过儒家来开出民主与科学”，就是通过“道”来开出“术”，来定住“术”’；“中国现代化”是要通过“儒家的精神理念”来解决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生根”之难题。一种比较婉转的说法，新儒家由内圣直接推出外王“理路不足”，“内圣”开出“外王”需要一种“中介”作桥梁，据说转向知性的深探，便是一种成功的路向。但这方面的成绩不能说是圆满的。思维极致向上忽而又想下倾，毕竟有隔。超登彼岸，就不再返回本岸。
质辨“内圣开出外王”的命题，不管愿意不愿意，必然会把思想的路向从最哲学的思考引开去，牵攀到另一条历史学、社会学乃至实证科学的山路上去。有研究者引用朱熹的感叹：“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证实古代历史上的“内圣开出外王”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觉，应该说非常有说服力。作为历史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化命运》一书中以切入历史的辨析探讨了近现代儒家传统走向衰亡的各种社会因素，由此杜维明的一段概括是很有深度的：“使得孔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杀伤力不是来自学术文化的批判，而是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此一论断颇值得回味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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